中國人究竟怎麼了–劉曉波



作為八九運動的親歷者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運動在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失敗,即便在現實意義上失敗了,也至多是悲壯的失敗。相對於以實力暫時取勝的專制政權來說,八九運動在道義上具有長期優勢,在我批評這一運動的時候,仍然懷有這樣的堅信。
但是,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三年了!在第十三個祭日面對亡靈之時,在看到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因孤立無援而舉步為艱之時,悲壯感正在被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敗得真慘」的感覺所侵蝕。由悲壯到悲慘只有一字之差,卻標示出中國社會日甚一日的精神糜爛,以及自己一年比一年沉重的自我譴責。

為什麼,欠下血債卻至今也不認錯的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垮臺,反而能夠頂住世界性的制裁和道義譴責,在短期內度過政治危機,而且十幾年來不斷地踐踏人權?

為什麼,中共政權主導的改革開放在時間上早於蘇東的社會轉型,八九運動所形成的示範效應激發過其他國家的民間反抗,而十三年後,中國的政治轉型之步伐卻遠遠落後於蘇東各國,甚至落後於臭名昭著的緬甸軍政府?

為什麼,曾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援的中國民間反對派,至今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民間壓力集團,國際社會對中國民間反對力量的道義聲援和實質性的支援,沒有達到在其他轉型國家所達到的效果,而中共政權卻得到了申奧和入世的成功?

為什麼,發生過震驚世界的民間反抗運動的中國,屢屢與最具影響的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

中國人究竟怎麼了?

凡是親歷過八九運動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現在,以抗議大屠殺的悲壯犧牲而落幕的八九運動,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的記憶,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有親歷的後八九青年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菁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菁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秩序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特色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能自動生出自由社會。而沒有菁英階層的主動而廣泛的參與,發動自下而上的民間政改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重彈諸如中共過於強大或中國經濟成就或民眾素質低下的老調,而是試圖檢討民間反對運動自身、特別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反對派菁英的作為。也由衷希望傾聽來自不同立場的聲音。

令人汗顏的對比和翁山蘇姬的啟示

刺激我做如下,令自己心痛的反思的最新事件,是緬甸政局的突破性變化。

1988年8月,仰光爆發了反對軍政府的獨裁、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廣場集會,翁山蘇姬在有50萬人參加的集會上發表了著名演說,奠定了她作為緬甸民間政治領袖的地位。9月27日,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成立,翁山蘇姬出任總書記。在她的領導下,民主聯盟迅速壯大,不到一年時間就發展成全國最大的在野反對黨,並積極投入全國大選的準備。軍政府基於喪失權力的恐懼,於1989年7月20日以“煽動騷亂”為由對翁山蘇姬強行軟禁,民主運動遭到軍政府的鎮壓。

而同一時期的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緬甸的全國性民間反對運動,在運動的高峰時期,其參與規模遠遠超過緬甸,同樣,中國政治環境的嚴酷和政權的野蠻,也遠遠超過軍政權的統治,民間犧牲的慘烈更是緬甸人民無法比擬的。也是基於此,二者在之後十幾年的影響和今天的結局,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在緬甸,軍政府的強權並沒有嚇倒民間反對派,反而激起了他們的鬥志,在1990年5月大選中,民主聯盟大獲全勝,贏得議會495個席位中的392席,由在野反對派一躍而成為執政黨。但是,軍政府用暴力否認了合法選舉的結果,剝奪了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上千名反對派的人身自由。而在中國,大屠殺大逮捕以及隨後的人人過關的清查,很快使全國陷入一片死寂,甚至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和坦克履帶之下的無辜亡靈,都得不到公開的哀悼。

之後的十多年,緬甸的民間反對派沒有自消自滅,而是一直堅持非暴力反抗,失去自由的翁山蘇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決不流亡,並通過各種努力發出強有力的反抗之聲。在她的高貴而無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聯盟也一直堅持反抗。可以說,緬甸的民間反對派幾乎是用填滿軍政府監獄的無畏精神堅持反抗的。正是這種無畏的堅韌,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2002年5月6日,翁山蘇姬和她所領導的反對派終於迎來社會和解的曙光。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並相繼釋放700多名政治犯。軍政府還承諾:先和民主聯盟組成3-5年的過渡政府,並在此過渡期間制定新憲法,在2005-2007年之間舉行全國大選,完成政治制度的和平轉型。

而在中國,儘管大屠殺把許多體制內的開明派變成了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儘管民間反對派向中共政權的零星挑戰一直沒有中斷,但是,由於缺少類似翁山蘇姬這樣的象徵性領袖人物,也沒有類似民主聯盟這樣成型的民間反對派組織,加之八九運動的風雲人物大面積流亡,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道義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談不上組織化和對民眾的動員力,只能處在分散而孤立的狀態之中,越來越被邊緣化。近兩年,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中共換代的人事調整上,

到了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境外媒體關於中國問題的輿論焦點,無疑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話題,各種預測層出不窮,許多身居海外的自由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也很熱衷此道,胡錦濤的單獨訪美又把這種關注推向一個小高潮。在國內,關心時事的菁英們,只要相聚聊天,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談論十六大換代話題。人們傳播著關於高層的各類小道消息,特別熱衷猜測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預測第四代的政治傾向。大家希望江澤民能夠為中共退休體制開創一個真正廢除終身制的先例,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第四代核心,也希望李瑞環以年齡的優勢出任人大委員長並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換代後的新權威能夠打破政治堅冰。

換言之,我們的近鄰——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民間反對派經過十幾年的堅持,終於邁出了走向社會和解與民主改革的關鍵一步。在翁山蘇姬的無條件獲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的時候,中國的們所關注的核心話題仍然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人們把中國政改的希望寄託在第四代可能出現的不同於第三代的變化之上,寄託於第四代中出現戈巴契夫式或蔣經國式的人物,而民間反對派的存在基本被排除在關注之外,沒有人對中國出現哈威爾、瓦文薩、葉利欽、金大中和翁山蘇姬式的人物抱有希望。

而且,在號稱政治年的敏感期,國內的自由派人士自覺保持低調,也有好心的朋友勸我暫時低調一些,以免惹怒中共,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在十六大的換代完成之前,除了在沒完沒了的猜測之中焦慮地等待之外,大家似乎已經無事可做。等待新救主的降臨,成為國人難以消除的人格頑疾。

對於中國的民間政治反對派來說,如此強烈的對比凸現出嚴峻而可悲的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實踐自由主義的民主運動的貧困。這種貧困,絕非指數量而是指品質。從數量的角度講,我們並不比其他轉型國家落伍:我們有著名的黨內開明派,有舉世矚目的持不同政見者,有八九運動造就的一批年輕的學生領袖,也有在專制監牢中坐了將近20年的硬漢子。但是,最早的魏京生們,接著的方勵之們,八九運動造就的王丹們、王軍濤們、趙紫陽們,還有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在海外從事民運的胡平們……不用再列舉更多的名字,只要這些人能夠凝聚成一個公開的民間反對派,中國政局肯定不是今天的僵化停滯,國際主流社會也不會對中國的民運失望。當中國人本身無法形成對專制政權的足夠民間壓力之時,國際社會的壓力也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

民間反對派的組織貧困

如果從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算起,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已經持續了26年,中間還出現過震驚世界的八九運動,但是,四分之一世紀的堅持,曾經輝煌過的廣泛動員,曾經悲壯過的獻身精神,非但沒有修成正果,反而越發陷於道義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貧困。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流亡者中間,這種組織上貧困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蒼白。

中國人擅長暗中結黨營私、名流個人的單打獨鬥和私下裡發洩不滿抨擊時事,卻很難基於公益事業的需要而形成公開的反對派組織。不是民間反對派運動從來沒有過機會,而是具有多次能夠形成組織化的契機,但,每一次都被浪費了。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單民主牆時期出現的多種民刊,主持這些民刊中的一些人,又在1980年參與了北京多家高校人大代表的競選活動,還有人成功當選。如果當時的民間人士的觀念到位和操作得當,如果當時被平反的如日中天的社會名流們能夠支援民間反對派,完全可以聯合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民間組織。

第二次是從「清汙」到「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清洗運動,特別是後者大有把眾多體制內的社會名流逼上梁山的趨勢,被迫辭職的總書記胡耀邦,被公開開除黨紀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已經被中共政權製造成國內外輿論中的民間英雄,完全可以聯合其他受到整肅的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自由派人士,成立觀點溫和但獨立於執政黨的民間反對組織。可惜,他們在被迫辭職和被逐出黨內的打壓下,仍然對執政黨抱有期望,雖然被逼無奈,卻無法走出「上梁山」的一步。

第三次是八九運動,為民間反對派運動的組織化提供了最佳契機,運動時期也成立多個民間組織,其中又以「學自聯」、「首都知識份子聯合會」和「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的影響最大。可惜,一是由於這些組織都缺少身負眾望的權威人物,二是由於組織之間缺少協商和合作,三是由於在暴力鎮壓的恐懼之下,這些組織的頭面人物紛紛逃亡,致使民間反對力量喪失的最佳的組織化時機。當時,最富眾望的民間英雄方勵之有意回避直接捲入運動,最後流亡美國。使他在此前積累的豐富道義資源和民間權威被閒置,錯過了充當民間反對派的道義象徵、精神領袖和凝聚中心的大好時機。

在這三次大好時機的喪失之外,陳子明和王軍濤在參與了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大學競選運動之後,開始有意識地在知識菁英中進行組織化建設,他們成立的研究所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民間反對派組織之雛形。到了80年代末,這個民間研究所在財力上和規模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並在八九運動的後期成為主要的組織者。但是,由於當時陳子明和王軍濤的社會威望不夠,加入“維憲聯席會”的大多數社會名流也沒有堅持下來,使這個民間組織的影響只限于青中年知識菁英階層,沒有擴展到全社會。

之後,大陸出現過幾次民間反對派組織化的嘗試,尤以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組建最為著名,但是有利於組織化民間力量的生存和成長的最佳時機已經喪失。新聞封鎖和全社會的無動於衷,使中共將任何組織化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鎮壓策略得以順利實施。

在海外,從80年代中期的中國民聯開始,海外民運在組織上雖然經歷過數次重新整合的嘗試,但是直到今天,由於缺少眾望所歸的核心人物,缺乏道義品格和互惠互利的寬容,無法在最低的道義底線和利益互惠之上達成共識,所以鉤心鬥角、山頭林立、四分五裂的狀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致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分割成碎片,根本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更無法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實質性壓力和對國內民間反對運動的有力支援。那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著名流亡者,在經歷過短暫的眾星捧月之後,其光芒便越來越黯淡,最後也變成了無首群龍之一。

自由主義思想資源的貧乏

凡是由獨裁制度轉型為民主制度成功的國家,不但有持續的組織資源的積累,還要有持續不斷的思想資源的積累,兩者的相輔相成才會造就成型的民間反對運動。而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少有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間的思想資源遠比其他轉型各國貧乏,而且沒有持續積累。比如:蘇東各國本身就深受西歐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理論和文學藝術的傳播一直沒有中斷。更由於五十年代的解凍,蘇東各國的民間知識菁英創造出大量反對極權的經典作品,為世界政治貢獻出通用名詞。一部《古拉格群島》的思想重量,勝過中國揭露極權主義罪惡的文字的總和。「古拉格」,作為共產極權的制度罪惡的代名詞,其份量決不次於作為種族滅絕的代名詞的“奧茨維辛”。還有哈威爾給捷克總統的公開信所具有的精神深度,勝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發表的所有宣言。

同樣,在緬甸,翁山蘇姬把兩種具有普世價值的精神資源結合起來,一是源於西方自由主義的人權至上,一是源於東方佛教的愛、善意和非暴力的信仰,她在軟禁中寫就的《正義需要寬如來緩和》,就是兩種普世價值完美結合的經典文獻。中國的民間反對派人士至今也發不出如此高貴的聲音:「即使在被嚴格監禁的時候,我依然有辦法保持我思想的活躍。囚禁我的小屋被鐵絲網團團圍住,我整天被關在屋內。這些鐵絲網時刻提醒著我自由的可貴。像佛經教義裡所說的,障礙往往會成為有利條件,一個人只有失去自由才能激起他對自由的可貴反思。」 正如諾貝爾和平獎的授獎詞所說:在亞洲最近幾十年裡,翁山蘇姬已經成為反抗壓迫的重要象徵,成為顯示平民勇氣的卓越典範。

而在中國,50年代末的爭鳴時期,出現過諸多自由主義的聲音,儲安平和林昭的言論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抗「黨天下」的最強音。在文革中,出現過遇羅克以及更為深刻的顧准,出現過署名李一哲的呼喚法制的大字報,但是,這一切都很快就在殘酷的鎮壓下銷聲匿跡了。甚至,這些寶貴的思想資源都沒有成為“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運動的一部分。直到90年代中期,林昭、遇羅克和顧准的思想資源和人格遺產才被重新發現。

進入改革時代,八九之前知識界的思想啟蒙運動,主流聲音是鄧小平發動的「思想解放」的一部分,集中在真理標準的討論和重新詮釋馬列主義毛思想之上,實際上是為黨內改革派反對僵化凡是派、為爭奪意識形態主宰權而呐喊。邊緣化的聲音,先是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民刊言論,就反專制的言論強度而言,魏京生對「第五個現代化」的呼籲具有代表性;就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度而言,胡平對言論自由的激情闡述是代表作。但是,這些言論在當時被主流知識界所忽視,並沒有發生應有的影響。

接著,在文學藝術領域,是自我表現的朦朧詩、清算文革的傷痕文學、先鋒派的小說、戲劇、電影、繪畫、搖滾樂。傷痕文學的主流是知識份子的訴苦和自我美化,幾乎不存在真正的對文革根源的批判性揭示。青春叛逆的朦朧詩和先鋒電影曾影響過一代人的審美傾向,但是,隨著這一群體中的著名人物由地下浮上地面,這一群體的民間色彩便日益淡薄,逐漸變成了西方漢學家的謀生資源和官方作協的反面點綴,最後成為尋根思潮的一部分。

在思想領域,是關於人道主義、異化、主體性的大討論和隆隆烈烈的文化大論戰。為人道主義正名的討論,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點,通過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人學」來突破階級論設置的禁區,通過對現實中人的異化的揭示來批判現存制度。哲學上的主體性,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康得的主體論和東方天人合一的奇怪混合,仍然拖著生產力決定論、社會本位論和群體主體性的沉重尾巴。文學上的主體性是借助於哲學主體性解釋藝術創作,是康得美學、人道主義、佛洛德、存在主義的大雜燴,人為組合的人格二重性理論是一種新的類型化代替舊的高大全。文化大論戰主要在新儒家和西化派之間展開,前者借助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來批判中共新傳統,並懷有一種用“東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文化狂妄;後者以自由主義為主要思想資源,借否定傳統文化和鼓吹西化來批判現實專制,但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有簡約化之嫌,還沒有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流派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做過區分。至於直接針對現實來討論政治改革的聲音的公開化,是在「反自由化」運動流產之後才真正出現,

但是,一是改革開放使執政黨重新獲得了民意支援,二是平反後的知識分子固有的受招安情結,三是本土資源和理論準備的嚴重不足,四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五是眼花繚亂的西洋景讓人無所適從,六是靠表面的民族自傲掩蓋的屈辱和自卑,七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代替深思熟慮的原創,八是沒有個體的真誠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懺悔,九是無法實話實說的言論環境……這些深層的體制局限和精神殘缺的綜合作用,使這種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思想啟蒙弊端眾生。清算毛澤東時代的言論大都局限在推卸責任和用苦難貼金的自我美化之中,鮮有深刻的負責的自我反思;而宣導自由主義的言說更陷於遊移、淺薄和曖昧的窘境之中,激情有餘而思想不足,打擦邊球過多而直來直去太少。致力於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新儒家,無法理順傳統價值與現代自由主義之間的銜接關係,「傳統內聖」根本開不出「現代之新外王」,不經意中成了官方愛國主義的文化注腳和理論藉口;致力於反傳統的西化思潮對自由主義的理解非常籠統和淺薄,也沒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表述方式。中國文化思想界當時的現狀是:啟蒙者成長的思想環境,是被鬥爭哲學和語言暴力掃蕩一空的文化沙漠,啟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啟蒙,怎麼可能在一個急需廣泛而深入的思想啟蒙的大變革時代,發動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遠見的建設性為一體的啟蒙運動!當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識和善待人性的常識在菁英階層中間還遠未得以建立之時,怎麼可能把這種常識普及到大眾水準。

因而,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民眾中填補共產信仰崩潰所留下的靈魂空白的,既不是被修正的中共意識形態,也不是知識界的人道派、新儒家或西化派,而是從80年代中期就開始風靡的「氣功熱」、「武俠熱」和「瓊瑤熱」,這三者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載體,恰好與文化界的尋根思潮相互激蕩。六四後,中共全力反對西化自由化的和平演變,高舉愛國主義和弘揚傳統文化,於是,氣功熱迅速發展為90年代大規模的民間組織中功和法輪功。同時,王朔的小說和影視的風靡,以反諷喜劇的方式娛樂著政治高壓的社會,幫助人們宣洩萬馬齊喑的壓抑,在用嘲諷來顛覆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同時,也具有著消解一切價值和理想的傾向,助長了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的痞子態度。不幸的是,在王朔熱風靡的大眾傳播中,前一種傾向日漸消失而後一種傾向卻深入人心。

其實,無論是帶有迷信和巫術的性質的氣功熱,還是具有顛覆和虛無的雙重色彩的王朔熱,它們的迅速大眾化是正統意識形態崩潰後的正常現象。在正義感嚴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釋放的無奈之中,人們轉向強身健體和延年益壽,轉向縱欲享樂和對金錢的貪婪,也就水到渠成。拋開官方的普遍政治腐敗對社會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談,僅從民間的角度講,知識菁英沒有資格苛責王朔們和迷戀氣功以及通俗文化的大眾。讓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靈魂空白和道德糜爛負主要責任,是極不公平的。每個人都有局限,王朔們所起到的顛覆作用已經足夠,填補顛覆之後的精神廢墟的主要責任,本應該由知識菁英來承擔。但是,當知識菁英並沒有在思想上和良知上為民眾提供高品質的精神食糧之時,李洪志等人用粗俗的准宗教氣功來填補也就勢在必然。

從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於民眾精神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和權貴們對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面前,知識菁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來菁英本身的權貴化。把平民推向槍口而自己逃向安全之地,熱衷於為權貴私有化和權錢交易的腐敗辯護,卻對中共打壓法輪功和利益嚴重受損的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無動於衷,即便是關注社會公正的自由主義左翼和號稱具有堅定的平民立場的新老毛派,也決不會在現實行為中為受迫害者仗義執言。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金錢和知識之間的同謀。這樣的知識菁英群體只能是社會精神墮落的主動幫忙者或被動幫閒者,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良知的象徵和填補靈魂空白的啟蒙者。所以,王朔們李洪志們的名字對平民階層的巨大魅力,不僅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也凸現了知識菁英的啟蒙思想和知識品格的貧困。與其沒完沒了地譴責社會精神的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氣和負責的理性檢討知識菁英自身的犬儒化。

再回到80年代末的中國,八九運動就是在這樣貧乏的思想啟蒙和殘缺的知識品格之下開始的,自由知識份子在運動中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思想魅力,更缺乏把啟蒙思想轉化為實際行動的膽量和能力。參與八九運動的大學生和市民,其轟轟烈烈的行動留下了豐厚的道義遺產,但是在精神遺產上,參加運動的知識菁英們卻沒有留下什麼值得驕傲的思想痕跡。親歷過這個偉大運動的知識菁英,如果回頭看看自己當時發表的言論,凡是誠實的反思者都會覺得臉紅。知識菁英為這個運動提供的思想資源與這個運動表現出的道義激情、動員規模、和平理性相比,簡直太不相稱。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甚至可以用渺小和偉大之比來形容。


道義凝聚力的貧困

如果沒有民間的主動而持久的反抗,即便一個邪惡制度在人們的靈魂中已經腐爛瓦解,它也絕不會自動坍塌。改變沉默大多數的冷漠、懦弱和愚昧之生存狀態,首先是菁英們要敢於打破沉默,表現出不再冷漠的良知、不再懦弱的勇氣和不再愚昧的智慧。而在共產極權制度整體破產的十幾年後,中國的一黨獨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穩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民間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間菁英階層的良知和勇氣的貧困。

非常諷刺的是,六四大屠殺之後,為這種道義貧困進行辯護的最典型的理論,居然出自自由知識份子的筆下。他們完全不顧強大專制政權製造的政治恐懼始終在場的當下現實,完全忽視在有自由主義傳統的西方和從來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保守主義的含義有著根本的差異,無法直接進行橫向移植。但他們偏偏要從英美的消極自由或保守主義出發,把八九運動的失敗和錯誤作為法國式積極自由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和批判,並從消極自由中引申出 「歷史的缺席權」、 「遠離現實退回書齋」、「莫談國事」的政治冷漠的合理性。正是在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的庇護下,菁英們找到了拒絕直面嚴酷的專制現實的堂皇理由。結果是,不但對中國的現實本身缺乏有力的批判,而且使西方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筆下變得如此蒼白如此犬儒。

歷史表明,凡是已經完成社會制度和平轉型的專制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有一個持續的民間反對運動的存在。民間反對運動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間菁英的作為。一個成熟的反對運動必須造就出可以凝聚民意、喚起勇氣和開啟民智的象徵人物。這一人物,往往在投身民間反對運動之前就具有豐厚的名譽資源,他們一旦決心與專制制度決裂,以往的名譽資源就會轉化為巨大的社會凝聚力和感召力,他們是道義勇氣的化身,是民間思想的源泉,也是民間組織化的核心。蘇聯轉型的完成,最初的道義象徵是持不同政見者科羅廖夫與索爾尼辛,前者是導彈之父,後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後是戈巴契夫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接著是葉利欽退出蘇共而轉向民間,成為自下而上推動蘇聯轉型的領袖,他在歷史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的政治魄力和道義勇氣,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的民意象徵。東歐諸國轉型的完成,一是得力于蘇聯放棄軍事強權對東歐的介入,二是得力於民間壓力的不斷壯大。民間壓力集團的不斷壯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恐怖政治下的道義英雄之屹立不到。波蘭有以瓦文薩為首的「團結工會」,捷克有以哈威爾為象徵人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亞洲,韓國有為反抗軍政權而幾乎喪命的金大中,南非有坐牢長達29年的曼德拉,菲律賓有以身殉難的阿基諾,剛剛出現政治和解曙光的緬甸有寧願失去自由也決不流亡的翁山蘇姬,她在演講時曾面對包圍著她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她平靜地對士兵們說:「我要感謝你們,是你們讓人民表現出了他們的勇氣。」……這些道義英雄對民間反抗力量的凝聚和動員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使反抗暴政的勇氣、智慧、毅力在領袖和民眾之間形成相互激勵。

反觀大陸中國,一系列民間反抗運動和中共政權的打壓,曾給一些人提供了成為舉世矚目的民間道義英雄的契機,可惜這些人或由於道義勇氣不足或由於人格狂妄和胸懷狹窄,終難承擔民間的凝聚核心和道義象徵之重任。如果說,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著名人物還只是牆裡開花牆外紅,無法得到國內的民間認同,但清汙和反自由化成就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在當時則是國內外皆知的民間英雄。八九運動更把全世界的眼睛聚焦在北京,造就了一批在國內外聲名鵲起的風雲人物:享譽世界的學生領袖們、著名知識份子們和民營企業家,黨內自由派中也出現過很有份量的趙紫陽、鮑彤和許家屯及其幕僚。他們之中的流亡者,在海外曾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甚至就是凱旋般的流亡,這在世界流亡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幾乎為中國流亡者群體所獨享。在國內被捕的政治犯也受到國內外的特別關注。

幸運的是,他們有機會也有足夠的民間資源,不僅是受行政迫害和坐牢本身的個人代價更是大屠殺的鮮血,為這些風雲人物提供了太豐厚的道義資源,八九風雲人物所享有的社會名譽就是靠民眾的鮮血成就的。對於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來說,六四後的最佳假設是:如果方勵之能夠走出美國大使館去面對中共的審判,如果大家都留下來填滿中共的監獄,如果趙紫陽能夠象葉利欽那樣公開與執政黨決裂,並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將在六四後形成多麼龐大的民間陣容,又將得到多麼巨大的國內外支援,諾貝爾和平獎也極可能授予反對派菁英中的某一位,如果這樣,既能為民間鼓起反抗的勇氣,又對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政權構成強大的政治壓力。換言之,任何一個關押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專制制度的監獄,都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惡象徵,也將變成一個民族道義勇氣的象徵和民間反對派的核心。

這樣的假設和期望絕非道德苛責,因為,風雲人物所承擔的道義責任應該與其所享有的社會聲望相匹配,對知名人物施以道義苛求絕非不近人情,而僅僅是社會常識而已(比如,婚外戀者比比皆是,但柯林頓就要受到社會的苛責——法律調查、國會聽證和輿論譴責)。何況,在中國,在八九運動中,知名人物付出的個人代價僅僅是牢獄之災,與老百姓已經付出的生命代價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值得炫耀,更不應該成為吃老本的私人資源,他們沒有絲毫理由浪費和揮霍這泣血的犧牲。換言之,中國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表現,與他們所享有的社會威望所應肩負的社會責任之間,出現了極不匹配的巨大裂痕。當知名菁英們不願在最恐怖的關鍵時刻為堅守道義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個人代價之時,民眾自然也就沒有義務對他們再寄予厚望和給予支援。名流們推卸自己的社會責任之時,也就是民眾收回給予名流們社會榮譽之刻。當國內的法輪功信徒不畏強權以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以生命殉信仰之時,他們有權利有資格要求自己的教主挺身而出,社會也有權從道義上苛責遠在大洋彼岸的李洪志。不是沉默大多數的愚昧而是少數菁英的懦弱和不負責任,成就了中共政權安然度過了大屠殺後的合法性危機。緬甸民間反對派的成功和中國民間反對派的失敗,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領導運動的菁英之間的天壤之別,一位翁山蘇姬的份量勝過中國一打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

孤立無援的民間反抗

六四後,中共政權安度政治危機和全社會的道德淪喪、孤立少數反抗者和收買大多數菁英、物質上的錢包厚度和精神上的犬儒化深度、中共的金錢外交和國際社會在道義優先與利益優先之間的權衡……都在幫助欠下血債的中共獨裁維持穩定。

與此相匹配的,是中國民間反對派在道義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日益貧困,民間反對運動的愈發孤立無援和邊緣化,無法形成各階層相互聲援的廣泛動員和持久堅持,每個群體對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於這個群體的既得利益之內,各掃門前雪的自私成為目前中國的道德常態。無論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上書還是難屬群體的抗爭,無論是弱勢群體的示威還是法輪功信徒的殉難,所有的民間抗爭幾乎都是孤立的,因而並不能對獨裁政權構成真正的民間挑戰。最典型的個案就是以丁子霖為代表的難屬群體、法輪功信徒的護法和弱勢群體的示威。母親們反抗暴政的道義勇氣不可謂不感人,其人道救助的成效不可謂不傑出,法輪功信徒的堅韌和殉難不可謂不慘烈,受損群體的示威更是理由充足,但是,三者只能在得不到菁英階層的廣泛支援的普遍冷漠中孤軍奮戰。

面對這樣的現狀,有人會辯護說,在中國特殊國情下只能如此。這種特殊國情論被人為地辯護成一種難以抗拒的宿命。為這種可悲宿命辯護的是如下犬儒式論調:1、中共政權過於強大而民間力量過於弱小。2、現政權畢竟還在改革且創造了不錯的經濟成績。3,中國民眾的素質低,還沒有進行民主化的文化條件。4、曾經長期受窮的國人,好不容易遇上可以發家致富的機會,所以先要麵包而後要自由是理由充足的。當中國人都吃飽了麵包,自由的降臨也就水到渠成。5、現在的跛足改革是國人所能選擇的代價最小的轉型方式。6、國家利益優先的外交戰略對西方國家也不例外,在利益制約下的道義力量就會大大縮水,所以國際社會無法對中共政權形成一致而持久的有效壓力。

但是,我認為這絕非宿命(宿命僅僅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辯護,是懦弱者的無奈感和無所作為的另一種表達),而是中國民間反對派本身的貧困所致。正是這種貧困,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連續的積累,致使八九運動所積累的巨大民間道義資源迅速流失;民間力量的貧困,甚至會使本來備受合法性貧困壓力的獨裁政權,在不斷的自我修補中顯得自信而穩定。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是你退我進此消彼長,民間力量長一分,專制力量就縮一分;民間力量縮一分,專制力量就長一分。每一次民間反抗暴政的行動陷於孤立無援的貧困,也就等於全社會都在參與對道義資源的變相出賣。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太多的道義資源被全社會合謀出賣。非常不幸的是,這種出賣於今猶烈。

在這一點上,我仍然堅持在《豬的哲學》中所表達過的觀點:血腥屠殺和嚴厲鎮壓只是外在原因,而內在原因則是中國自由主義菁英的道義貧困。大屠殺對中國人的主動而積極地爭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道義勇氣的暴力閹割,首先嚇壞了學生菁英和知識菁英,大面積的逃亡使我們失去了能夠支撐人性高貴的最佳時機。接著便是道義資源的大量流失和盡情揮霍,不僅使中共輕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而且使當年的八九運動的普通參與者,感到他們的正義感、同情心和流血犧牲所換來的,只是幾個流亡者大吃人血饅頭的資本,就必然萌生一種被菁英們玩弄的受騙感和恥辱感。在一個全面專制的社會裡,無形的道義資源是我們對抗佔據所有有形資源的獨裁政權的唯一支撐。最血腥的時刻也是道義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時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時刻,我們的道義象徵人物能夠不畏強暴地屹立著,那麽,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殺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暫時的失敗。但是,我們沒有肩扛黑暗閘門的高貴骨頭,菁英們的懦弱和短視所導致的道義資源的流失和浪費,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長遠的失敗感、失望感甚至絕望感。看破紅塵的人就會視道義如無用的垃圾或謀取名利的工具,變成惟利是圖之徒。

在一個政權仍然強大的獨裁社會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民間壓力,獨裁者決不會主動放棄壟斷特權而還政於民,即便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降臨之際,即便連執政黨成員都對這個制度喪失信心之時,即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擁有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好的內外環境,也無法對政治改革和制度的人性化做出真正的推動。由於民間壓力的貧困,一方面,獨裁政權可以在沒有值得重視的民間挑戰的情況下輕易地守住壟斷特權不放,另一方面國際主流社會的支援在國內外都找不到民間著眼點,只能轉而主要和獨裁政權打交道。

如果說,國內的嚴酷環境,還多少能夠掩飾可悲的現狀所標示出的國人人性腐爛的深度的話;那麽,在自由的國家裡,流亡者中堅守八九道義立場的人越來越少的事實,便從另一個角度凸現了國人精神墮落的可怕深淵。以流亡的著名學生領袖為例,除了王丹之外,我們很少再能聽到其他人的道義聲音。他們也像國內的大多數菁英們一樣,用人血饅頭作資本發大財去了,並用驚人的直率炫耀自己的無恥。六四後流亡美國的柴玲,有了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位,如今在波士頓當上了一個電腦軟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她居然毫無愧疚地把六四事件當作“一些該拋棄的垃圾。”她未來的目標是:掙足夠的錢,把中國買下來,然後用CEO的方式解決中國問題。何等淺薄的狂妄心態,只有無恥和無知之人才敢如此放言。柴玲在六四之夜堅守在廣場的勇氣,至今仍令我感佩。而十三年後,她如此放言的膽量(如果那位訪問過她的Ian Buruma所記屬實),只能讓我唾棄!

好在,在國內外,還有勇士正在以勇敢的行動繼承著八九運動的道義遺產:牢獄中的民運元老徐文立們、年輕的自由知識份子楊子立們,闖關被捕的楊建利們……十三年前的激情和鮮血,畢竟顯示了普通人人性的善良、正義感和犧牲精神;畢竟讓人們認清了獨裁政權的本質,不再相信中共統治的道義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畢竟造就了公開的、持續不斷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畢竟在執政黨內部出現了第一位為道義而甘願放棄權力和相關利益的老共產黨人,以及使一大批體制內菁英走上叛逆之路。尤為值得珍惜的是,畢竟一個個年輕生命的倒下,喚醒了母親們的沉睡良知,她們勇敢地站出來,以其反抗暴政的無畏勇氣和卓有成效的人道救助,凝聚成頗為可觀的受難者群體。這群普通母親們的十年堅持,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所造成的精神荒原上,為六四的偉大道義價值做出寶貴的見證。她們見證著記憶中的高貴人性對自由和尊嚴的激情。今天乃至將來,六四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那個血腥而悲壯的黎明,作為中華民族記憶中必須解開的悲劇之結,畢竟為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也為民間反對派提供了擺脫貧困的豐厚道義資源。如果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民間反對運動能夠肩負起對亡靈和社會進步的負責,那麽八九運動的失敗就是悲壯,悲壯將成為滋養民間反對派的最好資源。

當獨裁政治的恐怖無孔不入之時,當恐懼感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進而成為一種習慣之時,讓我們記住翁山蘇姬是怎樣克服自我恐懼進而打破恐怖秩序的自述:「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作為一個沈思的從業者,我有許多打破習慣的方法。打破偽善惡習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誠實的人生活在一起。」

以「心學」和「知行一體」而著名的哲人王陽明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國知識人大都處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狀態。在分工日趨詳盡的當代世界,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權威所左右,誠實地說出你的知。而身處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謊言所恫嚇所遮蔽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氣,誠實地說出你的知。

這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在中國,過一種誠實的生活,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識上的淵博,而是道義上的勇氣!

《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周年祭》
2002年5月14日於北京家中

责任编辑 知秋 转自网络



我去台湾行不行——祖孙三代的台湾情结

黄晓敏:

我去台湾行不行?
中国人可以相对比较自由简捷和轻松愉悦的登陆台湾故国,从达成协议到今天的实施,来得那么快捷又是那么直接。但没有想到能够捷足先登的不是权贵就是小资,敞开的大门对我来说既还是那样的高槛,也是那么的酸楚。

我对台湾的情节是普通的中国大众肯定没有的三代心节和三代苦涩。

我爷爷从4 8年开始跟随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由中原踏上颠沛流离的去台之路,吃尽千辛万苦还没有赶到海边,结果就被秋风扫落叶的共军缴械,成了新政权的刀下客枪下鬼。

我爸爸在“保家为国”的感召中冲过了三八线,面对密集的枪林弹雨,大多数一去不再返,继续往南奔走最后到了宝岛台湾。而我的爸爸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又和剩余的几个人冒着生死选择,坚持北归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回来就送到了东北教养基地。给爸爸说的是:你们还有脸回来,为什么不征战捐躯为国献身呵!让爸爸啼笑皆非也幡然醒悟的是,他的生死战友、故土老乡,也是同窗同学神采飞扬的从台湾回来,西装革履的专道去看望丧魂落魄还又贫穷寒碜的爸爸,调侃自豪的对他说:老黄,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块跑呢,凭你的聪明和能写会画到了台湾,咋样也比我混得要出色!

当我会唱《社会主义好的时候》,我认识了台湾,了解台湾的人民大多都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迫切需要我们解放台湾。在我颂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候我发奋读书,暗下决心要用身躯和热血拯救台湾。慢慢的生长我又学会《澎湖列岛》,我才知道美丽的岛国、神秘的西沙,翡翠般的镶嵌在蔚蓝色的海洋文化之中。

春风扑面走进社会,岛国情歌吹开了冬眠的心灵。岛国不再那么遥远,不再那么丑恶、邪恶和需要我们去拯救。相反邓丽君等诸多歌星那人性化的真善美说辞感动了我们,触动了我们封闭已久渴望真诚的罪恶心灵,我们开始由喋血魔鬼向有灵魂有人性的人逐渐净化。通过歌声我们知道,二二八不再冤屈,绿岛不再摇晃,美丽岛不再反动,党禁报禁已成为过去的记忆。国民党也不是那么专制腐败而臭不可闻,民进党也不是绿眼黄毛如此的没有教养多似草寇沉靡,台湾的人民更不是贫穷愚昧只知道温饱的可怜尤物。今天的台湾国富民足,敢笑敢爱也敢骂,过着即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物质极度繁荣的天堂般生活。

如果有幸我能够涉足台湾,我将带着黄家三代经受的苦难心路,把台湾岛作为陶冶心灵的圣殿山,不去日月潭,不去阿里山,不去繁华闹市,不去灯红酒绿,专程去二二八纪念馆敬送花篮凭吊冤魂,缅怀捍卫台湾人权和自由的原著民英烈。挤出时间去绿岛感受孤独寂寞的生活体验,品味先辈的人生苦难,净化自己仇视和排斥的政治诉求,让走过的苦难不成为报复的心理而负债难行。也应该去美丽岛编辑部,踏寻民主的摇篮是怎么走出禁锢、走出恐惧,走出政治阴影而被选民推向统领的成功经验和制胜法宝。当然也向往去那庄严的国会和总统府,亲临现场听听议会怎么议政,议员怎么做选民的代表,议院是怎么行使程序满足民主政治的各方利益制衡。总统府是那么神秘不可测吗?美国的白宫可供游人光顾,那么台湾的呢?我曾虔诚的去过南京总统府,阴森肃杀给人不寒而栗的敬畏感,那么台湾岛的呢!

两岸互动仅仅开放旅游项目那是短视的谋略,不是政治家的选择,是速食文化和蹩脚经济的权宜行为不是化敌为友不战而胜的永久策略。要想让中国人全面认识今天的台湾,那就必须开放促进全方位的全接触政策,期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在台湾领略和验证现代文明社会的深层含义,构建未来政治互动的信任平台,那样的和平之旅才有非凡的永久功效。

台湾你欢迎我们去吗?中国你同意我们去吗?

对比“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的成败与教训

19世纪伊始,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接近尾声和工业革命的全球影响,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近代化大幕的远东上演,随着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思想的传入,对远东社会原有的三个主要文化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三个文化结构就是远东社会的母体——中华文明,和两个子文明——朝鲜和日本社会。无论是古老中国的屡败屡战,朝鲜半岛的悲惨命运,还是近代日本的一鸣惊人,都是这篇宏伟转型历史剧的精彩篇章。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成功在哪里?日本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为何能摆脱如此繁冗的历史和文化困境?为何19世纪末期的“戊戌百日维新”等其他社会改良最终失败,走上共产极权的不归路?
毫无疑问,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远东社会的转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因为明治维新的相对成功,使明治天皇已经成为日本的图腾,是近代日本崛起的象征。它和戊戌维新,一成一败,让后世史家感慨不已。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期后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上回讲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六个原因。(地址:http://www.rosechina.net/mztz/yswj/2015-10-16/7265.html)
鄙人侃侃而谈,再比较两次变法成败的原因和教训。
1. 日本是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刺激下的积极应战。同中国一样,近代日本是在19世纪中期外国的压力下才被迫开放门户的,但是一旦决定开放后,在历史的选择中不再犹豫,正是外部刺激带来的内部统治危机,在日本引发了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开始了近代化急行军。
同时,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也显示出日本人民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这也是日本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之一——务实、灵活和进取。这几点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
另外,对比中日两国的地理、人口和资源环境,明显日本面对外部压力更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做出积极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逻辑。
2. 如果我们继续探寻中国维新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会发现古老中国已经品尝到停滞文明中的社会文化对内外部刺激已经几乎免疫的后果。
1898年的维新改良原本就是受到1895年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失败的刺激。但是,在中国这个远东最大的社会中,儒家思想、宗法专制和君主专制已经构成三重桎梏统治了中国人达2200年之久,久而显示出“一元化”单极社会的僵化趋势。这种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成型的社会结构中,任何外在刺激都将面临着死水一潭。如同石头扔下深渊起不了涟漪!
在这种文化下行趋势中,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停滞文明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等级制度和专业化分工,这两点明显比明治维新前的封建日本更加严酷。这客观上造成了改造社会的难度大增,政治改良运动无论从程度上还是效果上都要差很多。
3. 日本的幸运之处在于儒家伦理体系的恰到好处的寿终正寝和承接了封建制度的有效遗产。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社会是一个落后停滞的封建国家,儒家道德伦理占据社会关系中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日本不同于中国,是真正的封建国家,存在君主(将军)—诸侯(大名)—武士(士)的封君封臣关系,另外封建制度还创造了构成近代国家基础的财产,比如统一语言和民族认同。
更重要的是,传统日本社会只有儒家宗法专制,没有真正的君主专制,所以明治政府进行中央集权后能够迅速推行强有力的政治转型,释放出社会变革的巨大动能,我想这是日本能够顺利推进明治维新的必要前提。
4. 时间差——日本汲取大清国处理对外事务的失败教训,学习西方精髓。
虽然日本传统社会一直向文化领先的近邻中国学习——比如大化改新和鉴真东渡,更难人可贵的是日本人还从别人(尤其是中国人)面对近代体系的失败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比如“鸦片战争”、“亚罗号事件”,日本人发现清国和西方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历史鸿沟。这个差距是文明等级的差距,是天壤之别!
在随后的1853年“红船事件”中,日本人作出正确的开放门户的决定,并且开始虚心向西方学习制度和文化。19世纪,日本“岩仓使节团”与“满清五大臣”同样出洋考察宪政,一比较成果就相差甚远。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日本学习的是形而上,学习的是精神和制度内涵;大清学的是形而下,外形和器物而已。这个看似殊途同归的学习,造成了中日两国19世纪后截然不同的命运。
5. 领航员——日本有着励精图治、大权在握的领导者。
明治天皇睦仁年仅16岁就登基,面对复杂的千年变局,但是在他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下,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明治维新运动。当西方文化进入日本后,人们对幕府体制有了切肤之痛,加强了人民寻求一种取代幕藩制度的政治体制的力量,并且基本以和平的形式还政于天皇。
明治天皇没有辜负历史,应时代而生,运用精兵强将,先后打赢对清对俄战争。因此门户开放、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一步一个台阶,稳扎稳打。明治在位长达44年,与其说历史选择了明治,不如说明治创造了历史。记得那个精彩的故事吗?日本为了打败北洋舰队,明治皇后连首饰都捐出来了。
6. 日本有一批锐意进取、舍生取义的政治改革家。
担任明治政府第一任首相的大久保利通,1873年去过英国考察后,遂奋不顾身的扶植产业,力争经济转型,以至于他五年后于任上被刺身亡。他被后人称为“东洋俾斯麦”可以见得大久保推行经济改革的强硬。
他的继任者伊藤博文,1863年留学英国后,看到西方真实的情况后认识到盲目排外攘夷是轻率的,他进而认为,实行攘夷只会让日本灭亡,他回国后努力消除攘夷的落后思想的影响。不幸的是伊藤也被刺杀身亡。
如果说大久保利通过强势人格推进政治转型,那么伊藤就通过主导社会启蒙来实现社会转型。那么,除了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的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家外,有没有引领文化转型的思想家?
7. 当然有,这也是日本转型最大的成功之处。
日本的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加藤弘之等人具有准确把握世界文明潮流的眼力和胸襟。福泽谕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对比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明之后,福泽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文化转型战略思路,并且终身从事培养近代化人才的教育事业。
明治时代早期就在施行了旨在给国民以平等教育机会的义务教育制度,早在19世纪就在北海道的边远山区和东京都实行了同样的教育水平,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午餐,20世纪初日本人的教育普及率高达95%,别说中国就是当时的西方世界也难以企及。
在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的整个文化转型过程中,排外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始终难成气候,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幸运。对比中国的文化转型,儒家伦理体系解体后,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上半期,都笼罩在民族主义的阴影下,在意识形态真空下最后被极端思想俘虏也在所难免。
8. 日本流亡的经历,才促使梁启超成为一名近代启蒙思想家,注意这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而不是实施前。
带着戊戌变法失败遗憾,梁启超在伊藤首相的帮助下流亡日本,通过学习日文,阅读日本学者的译著或专著,才开始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理论、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念。在此过程中,梁受到了明治启蒙思想的熏陶,尤其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人的学术思想后,启发颇深。
在一次,福泽和梁的对话中,福泽问梁启超,中国国内官方和知识精英有多少人接受过西方式教育和英语能力时候,梁说最多几个人;福泽当时就感慨;中国完蛋了,整个地完了!福泽有感言:相比日本人,中国人更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丧失了许多发展与改变的机会,真是可惜啊!
这种自大封闭心态就是我上次所讲的“自我文化中心论“的残酷后果,这种文化优越性表现在由于自恋而愚蠢,又因为狂妄而自大。
在清国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当时的社会精英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康梁皆没有完整的近代政治理论和人文哲学之思想体系,更致命的是对中国的改革方向缺乏目标和蓝图,就这样变法演变成为夺权,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这个原因,是中日两国走上不同历史轨迹,分别导致改良和革命路线的深层次原因。
9. 清政府在四面楚歌中再次开历史倒车,开启暴力革命循环。
经历了戊戌维新和庚子事变两次反复折腾后,清政府在严峻的统治危机和《辛丑条约》的刺激下,终于于1901年开始准备新政了,这次的步子明显大了许多,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的关键步子上又出现了“皇族内阁”严重倒退,终于激怒了温和汉族士族阶层,帝国的统治基础完全瓦解,这次清政府就在劫难逃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思想界在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会际中被极端共产革命俘获,中国政局进入暴力循环轨道,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浪费了整个20世纪,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
10. 反观日本,虽然完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转型开辟通往文明之路,但是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明治时期伊始,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如此重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传统和先进文化的包容和汲取的态度,成就了古代日本的经典也铸就了近代日本的辉煌,传统精髓和近代文明成功融合而且互补并轨,为社会转型扫清了历史迷雾。
就这样,日本理所当然成为一战前唯一近代化的东方国家。可悲的是,中国朝野至今还不明白,所谓“现代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学习其中的某一环节,比如科技、工业等等。
11. 必须要提到,日本对宪政体制的犹豫不决和对军国主义的盲从酿成了20世纪的悲剧。
在宪政转型的紧要关头,日本人缺少了临门一脚,也造成了中国共产运动的宿命。在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刚刚抬头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也传到了日本,和传统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媾和为日本20世纪上半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留下祸根。
同样,二战后锐意进取的日本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通过《和平宪法》彻底与过去的野蛮决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科技和工业大国,国民素质多年蝉联世界第一,诺贝尔奖年年花落日本,成为文化、科技和价值观输出大国。
12. 这才是压轴的,1947年《和平宪法》在1889年《明治帝国宪法》的基础上理清了主权、人权、立法和司法这几个非常重要的现代政治概念。
《和平宪法》规定主权由天皇转移到国民,从而国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这种有关权力的明确规定在《和平宪法》中取消了模棱两可的解释,还具体地规定了基本人权不受侵犯,保障了每个个体具备现代公民的角色。对权力加以限制这个重要的现代宪法原则适用于司法权,从而达到司法权的独立。
此部宪法由于有第九条——放弃国家武装力量的条文,之所以被学术界称为《和平宪法》。2015年9月,在中共大陆的民族主义抬头的压力下,日本安倍内阁完成重要修宪,通过“安保条例”,回归正常国家行列。
综上所述,请各位大师考虑一下,我们对待日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什么?是在中共的蛊惑下永远记住历史仇恨,还是努力学习日本近代转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而为中国魔咒一样的社会转型寻找到正确的出路。以上就是鄙人对19世纪末,中日社会转型的比较,一些浅薄看法而已。
责任编辑行者2017

重建中华民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我是中国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的吕千荣,一个先天性右手严重肢残贰级,在少年时代就立志要报效祖国、爱国之心感天动地的中国残疾农民;一个不仅可以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国家栋梁;一个本应该成为作家、诗人;本应该成为世界第一的残疾农民企业家、世界著名的策划师(企业、产品、广告、人才策划);本应该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世界残疾人的骄傲;本应该创造多个世界名企名牌出来的世界经济奇才,仅仅因为在95年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反映地方镇村干部年年层层用殴打、关押、赶牛、拉猪、抢粮等手段随意摊派加重巨额农民负担费用贪污挥霍(当时很多农民连生存都没办法),先是受到了地方的打击报复,后又被迫害劳教关押了三年多,2000年我从安徽省宝丰劳教所解除劳教关押释放后至今十六年多来又长期受到中共有关部门用党和政府的名义、用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包括长期脑控迫害我和同步控制我的电话通讯、网络等,再脑控群众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等特征,长期对我进行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

由于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造成我多年来先是被非法劳教关押迫害了三年两个多月,2000年8月释放后至今十六年多来又被流氓地痞、群众、公务员一次次抢劫打伤、寻衅滋事打伤打残、流氓地痞砸我车、辅警砸我车、交警砸我车、交警扣我车、城管扣我车、多次被人公开用机动车谋杀我,和我与家人从2004年开始至今多次受到的医疗迫害、谋杀(我在无锡、常州两市暂住十年期间,多次受迫害被人寻衅滋事打伤打残、被人抢劫打伤,我都是当时就报警并都有医院病历证据,公安机关都是司法迫害我并多次干脆直接司法迫害我告诉我:“‘破不掉案’或‘抓不到人’”,有两次我被暂住地的邻居打伤残后,中共司法机关也是枉法处理、不依法处理判决)。有关部门甚至公开脑控流氓地痞、群众教授他们用特工手段制造车祸谋杀我和一次次公开煽动、唆使流氓地痞、群众用机动车撞死我和长期对我的公开诽谤。甚至有关部门连我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在小饭店吃饭时,我如果经常在哪个小饭馆吃饭,有关部门都会在对我的脑控迫害和公开监控迫害下,让小饭馆的人在我的饭菜里下药.2011年左右,一连几天中午我在常州大学城的一个小吃店里吃“香肠炒河粉”,有一天我在小吃店里吃“香肠炒河粉”时当时我的嘴唇内部就溃烂了,我知道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动用国家机器对我进行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国保特务安排小吃店的老板在给我做的“香肠炒河粉”小吃里下了毒,我就没有报警。我在上海是如此、我在无锡是如此、我在常州也是这样…..

在我因上访反映农民负担案件被江泽民批示劳动教养,被安徽霍邱县公安局非法劳教后,从1997年6月至2000年8月我被劳教关押了三年两个多月(劳教三年延期三个月),之前1997年6月我在国家信访局上访就被北京市公安局关进北京市收容遣送站关了四十多天,1997年7月霍邱县公安局警察和临水镇干部把我从北京市收容遣送站接出后直接送到合肥市一看羁押(因没有劳教决定书),被合肥市一看拒收后又把我拉到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中转站劳教,因我反映农民负担案件又肢残二级,又没有劳教决定书,先被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中转站拒收,两个小时疏通关系后才又被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省劳教中转站接收,之后两个月我被分到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小号大队运输中队劳教(后合并称为机运中队),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关押近三年期间,我受到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包括药物迫害在内的各种残酷迫害,并在我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关押期间的1999年我就被有关部门用电磁波脑控武器脑控了…..

在我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关押期间的2000年春节前后(也可能是1999年春节前后)几个月期间的一天,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小号大队机运中队的警察说我嘴乱说,就在机运中队的保温茶桶里下了药,告诉所有的劳教不要喝保温茶桶里的茶水,说是迫害政治犯的(在我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劳教关押期间,管教警察都私下让劳教监控我,说吕千荣是政治犯,不然他反映农民负担案件又残疾这样不会劳教关押他的)。我不知道喝了保温茶桶里的茶水,当时我的嗓子就突然干燥的难受,不能说话了….

我知道劳教所给我下了药,我就跑到2楼宿舍我的床铺,当时安徽颖上县的一个叫杨雁斌的劳教就跑到楼上给我拿了一个苹果吃,吃了苹果后我就能说话了(杨雁斌是在上海被劳教的,当时上海劳教机关把关不下的劳教卖给了安徽省宝丰劳教所一人一年一千元,当时他在宝丰劳教所小号大队医疗室帮劳教打针)。

2011年左右一年多,在有关部门对我的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下,我因工作需要有时中午我要在常州大学城的自助快餐店吃快餐,有关部门竟一次次公开安排、脑控、煽动快餐店的老板和流氓地痞说:“在快餐店里投毒害群众,然后再嫁祸陷害这个政治犯,说是这个政治犯干的,就会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了…..”甚至连我上厕所有关部门都要迫害,记得在2010年我刚来武进汽车客运站拉客没多久,在有关部门对我的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下,有关部门竟公开监控迫害我,安排武进汽车客运站打扫厕所卫生的临时工,在我上厕所时让她们把拖把布放在地上非要我的鞋底在拖把布上来回搓搓才让我进厕所,公开羞辱我,然后再向群众公开对我的迫害事件;警察多次准备枪杀我谋杀我和准备打死我后作假;有关部门安排脑控银行运钞车押运员准备谋杀枪杀我后作假;有关部门想安排、脑控特务与流氓地痞和群众以及公务员准备在深夜向我的暂住屋内倒汽油然后纵火烧死谋杀我们一家后作假说是自燃;被人盗窃;被行政拘留迫害;被投毒迫害;被有关部门长期脑控迫害我,再脑控群众公开监控迫害我时,脑控群众诽谤我,和安排、唆使、煽动、脑控群众诬告陷害我(但是没有人公开诬告陷害过我);以及脑控群众公开说出有关部门要用电磁波脑控武器把我攻击成心肌梗塞死、脑溢血死、脑中风死;以及有关部门长期在脑控迫害我,再脑控群众公开监控迫害我时,同步控制我的电话、手机、互联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让修车人都不给我修车、让卖摩配的市场和所有商家都不卖给我三轮车配件等,例如让我买不到三轮车配件灯头灯泡等;我收废品让我废品卖不掉,例如让我卖不掉三元多一斤的废品塑料等;我卖水果蔬菜让常州凌家塘水果蔬菜批发市场商贩都不要批发水果蔬菜给我或在卖给我水果蔬菜时都临时加价,以及在有关部门对我的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下脑控群众都说出我卖的水果蔬菜的批发价格以及质量等包括诽谤我卖的水果蔬菜都是垃圾菜,以及脑控群众都说出上面不让买这个政治犯的水果蔬菜,谁买就迫害谁,以及公安、城管、市场管理员和基层组织都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单位、群众不要买那个政治犯的水果蔬菜,这些方法如果仍不能控制住我,就安排城管一个星期左右就扣押一次我卖水果蔬菜的三轮车,一扣就是三四天,直到我被扣押的水果蔬菜腐烂了,在我的反映下才给我,让我亏本,直到我不再卖水果蔬菜为止.并把这些对我的迫害都脑控群众公开说出来等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对我进行的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和脑控群众对我进行的公开监控迫害、谋杀。。。。”

在我长期在中共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汉奸恶魔集团把持的政法委掌控的有关部门长期对我进行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脑控群众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下,我被迫害的在长期的恐惧中,我从2009年10月底就被吓成了心理障碍,我双腿伸全自如、骑行自行车自如、能推行四百斤重的三轮车推行十几里路,却非要依赖拐杖才能走路(越是有关部门迫害谋杀我,我心里越不想走路,因为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思绪想法:“我不能走路了,中共有关部门就不会迫害我了吧?”正是因为心里有这个阴影,造成了我的心理障碍,没有拐杖就不能走路的心理依赖疾病),这样我被迫害的只能买一辆客运电动三轮车代步拉客谋生,象全国很多残疾人一样,但是有关部门仍然是长期对我进行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常州交警并公开迫害我,在2015年6月4日和7月1日又两次非法扣下了我被迫害的用于代步谋生的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非机动车(价值一万八千多元人民币)一年多了,在我多次上访控诉下仍不还给我,逼的我和家人在中国自己的国家,在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里却活不下去、、、、、、

我信仰基督教十多年了.但是由于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我最近两年从2014年开始想受洗(受洗是基督教徒最重要的一种仪式),都被中共迫害的没有基督教会和牧师敢为我受洗,所以造成我现在还没有受洗呢、、、、
(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的详细经过和大量证据的控诉见我写的《写给祖国的遗书:我能不能走出黎明前的黑夜(诗四首)》一文.链接如下:
阿波罗论坛日志吕千荣的日志:写给祖国的遗书:我能不能走出黎明前的黑夜(诗四首)
链接:http://iweihai.space.aboluowang.com/home.php?mod=space&uid=269001&do=blog&id=27895
博讯博客吕千荣的博客:写给祖国的遗书:我能不能走出黎明前的黑夜(诗四首)
链接:http://blog.boxun.com/hero/201604/ngdebokelvqianro/9_1.shtml
谷歌博客吕千荣的博客:写给祖国的遗书:我能不能走出黎明前的黑夜(诗四首)
链接:http://zglqrdbk.blogspot.com/2016/05/blog-post_86.html)

我通过近年翻墙上国际网站,知道了共产主义邪教政治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尤其是给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重的灾难,所以我已多次发十万字至三十万字的长文揭露中共体制性邪恶的历史罪行和现实罪恶!呼吁中共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进行政治改革….

我也从网上了解到很多爱国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上访人发的一些怎样才能结束中共暴政、建设民主法治中国的建议和构想,我认为在当前中共动用国家机器连人民脑子都在控制,成百万甚至上千万爱国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上访人都在被中共脑控迫害并用维稳政策的监控迫害甚至屠杀镇压下,包括对公民社会的镇压下,中国人民唯有用非暴力的反抗,高举重建中华民国的旗子,才能促使中共政改,才能促使中共暴政早日结束,民主、法治、统一的中华民国才能建成,我们中华民族的领土才能完全统一,我们中华民族才不至于四分五裂,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全面实现民主法治社会….

我认为要想结束中共六十多年来的卖国汉奸政治、特权腐败政治、谎言欺骗政治、对人民的迫害屠杀政治,唯有高举重建中华民国的旗子!这是中共邪恶体制的软肋,也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希望!

由于我最近都在写揭露中共最近及现在对我的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以及揭露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谋杀的全面控诉,我目前没有时间专门写此文,所以我在此重发和转发了<<为了捍卫中华民国一千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的我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我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海內外齊聲,重喚雙十國魂>>和<<重建中華民國的 23 個理由>>这三篇文章,以给同胞们反思和启迪…..

吕千荣2016.10.14日晚于江苏常州

谷歌博客吕千荣的博客
为了捍卫中华民国一千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的我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我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
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

为了捍卫中华民国一千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的我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我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呼吁大陆中共政权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和台湾共同借鉴东西德国的统一模式进行民主统一,最终实现我大中华的领土完整、最终实现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国撤离大陆的时候,留下的是一千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为什么49年以后,就变成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有712万平方公里?

马英九:中华民国政府永远都不会承认大陆方面和周边国家签订的所谓边界条约,领土事关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尊严,任何不经国民表决同意的边界条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国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吕千荣2014年10月10日于中国江苏常州

中国国土面积仅712万平方公里?
2013-05-22 11:19:38|来源:新浪微博|我要分享
http://news.takungpao.com/military/bbs/2013-05/1626845.html
图片
网友@海子cn微博图片
5月12日,网友@海子cn发微博称,“据最新一期《美国地理杂志》报道,根据美国遥感测绘卫星的数据: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有712万平方公里。图片:第一张,1919年,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土面积。第二张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大陆时留下的是1141万817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有712万平方公里。”并配“证据”图片,引发网友对国土面积到底多少的大讨论。

原文链接:http://zglqrdbk.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9.html

海內外齊聲,重喚雙十國魂
安瀾 紐約報道

2016年10月10日下午,紐約僑界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5週年大遊行在華埠隆重登場。本次活動吸引了約兩千人參加,人員組成多元:既有1949年以前就到美國的“老僑”,也有1949年后台灣來的“老中”,也還有1979年以降赴美的大陸“新僑”。

遊行隊伍中,數名大陸青年組成的隊列格外醒目,也尤為引人矚目。只見他們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手持“中華民國,光復大陸;自由民主,統一中國”與“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代表”的標語,昂首闊步,抬頭挺胸,我手寫我口,我言傳我心,引得許多圍觀遊行的民眾和遊客拍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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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青年都是旅居紐約的大陸“民國派”人士,此次活動則完全是出於愛國熱情的自發行為。他們以此表達對中華民國的熱忱支持,以及對大中華民國在大陸地區重光的無限嚮往和美好期待。

他們對記者說,往年參加國慶遊行都被認作是台灣人,因此,他們這次特別製作了“大陸淪陷區代表”的標語牌,以此凸顯“大陸人民心懷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也在大陸”。受訪者還指出,“中華民國才是中國,中共匪幫滾回蘇俄”。

記者聯繫大陸地區通訊員了解到,“大陸人民心懷民國”所言不虛。雙十節當天,大陸許多網民在社交網路(微信,微博)自發打出“雙十國慶快樂”、“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標語和旗幟,這顯現出大陸地區的“民國熱”是自我生發的:並不因台灣的政黨輪替而消退,也不因中共當局的嚴厲鎮壓而退縮。

议报链接: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859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重建中華民國的 23 個理由(保存的微信上中国民主党通讯的文章)

中国民主党通讯
附录

重建中華民國的 23 個理由:

1、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徽是推翻中共的最有可能的方案。 在華人的領袖中,還沒有人能超越孫中山。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讓 14 億人看的見。

2、中華民國是中華正統之國家,是維護和繼承了中華文明的中華民族的國家。

3、中華民國是基於三民主義,即對內是民族平等 與和平共處,對外是民族主權獨立以及同世界各國、各民族平等與和平共處的國家;是主權在民,人民享有廣泛個人自由權力的國家;是保障民生幸福的國 家。

4、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是亞洲第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共和國。

5、中華民國是二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主要戰勝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注:聯合國憲章明確規 定了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至今未改);是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中國。

6、中華民國是保證當今臺灣民主、富裕的基礎:沒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創建了中華民國,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在臺灣”;沒有中華民國無數優秀兒女的犧牲奮鬥,就沒有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就沒 有臺灣從日本侵略者手中獲得自由解放的事實;沒有中華民國民主憲法的制定以及在這一憲法下的民主訓政,就沒有後來的、在中華民國憲法導引下臺灣走向完全民主的發展。

7、重建中華民國符合世界上經歷過專制復辟與民 主革命長期而反復較量的民主建國規律,是世界民主建國征程中最後一次偉大戰役。

8、重建中華民國是致力於建立一個統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未來中國的偉大事業。

9、重建中華民國是防止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或三分天下的唯一舉措。

10、重建中華民國是吸取中共不要中華民國國號而後悔的教訓,以免重蹈覆轍的正確行爲。

11、重建中華民國是中共最大的心病,打中了中共的要害,是中共無法躲避的利劍,是中共無法抗拒的利器,是中共的唯一剋星。

12、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推廣“臺灣經驗”,讓民主制度更快爲國內民衆所接受,進而走上經濟高速良性發展的快速路。

13、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形成最廣泛的聯合戰 綫,有利於贏得海外華僑、華人和台、港、澳同胞的支持,有利於消解民運改良與革命之爭,有利於消除民運國號之爭,有利於打消民運人士中要“開共和、當國父”之不切實際的念頭,有利於加速中共分化解體,合力推翻中共暴政。

14、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防止台獨,有利於達成 海峽兩岸的早日統一;有利於遏制藏獨、疆獨的沉渣泛起;有利於未來中國的和平統一。

15、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獲得以美國爲首的國際正義力量的援助,有利於恢復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地位,有利於順理成章的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16、重建中華民國,對繼承民國法統,認識中共是叛亂政權,徹底否决中共“馬列中國”的合法性,使中華民國繼續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國家,將有利於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收復失土,廢除中共所簽訂 的所有喪權辱國的條約,特別是收回被中共所拱手出賣給俄國的土地。

17、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借中共虛假宣揚孫中山、兜售篡改假三民主義的時機,向大陸人民推廣真正的三民主義,向大陸人民講述中華民國的真相;有利於激發大陸人民反共情緒與懷念民國之情;有利於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凝聚起最大的民意來推翻共産專制,再造共和。

18、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防止中共的破壞和共特 的滲透,其行爲不過是從反面爲人們提供了辨析三民 主義、辨識中華民國真相的機會。在歷史事實面前,真理越辯越明,真相越辯越清,有利於真正關心祖國 命運的人們萬衆一心,再建民國。

19、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阻撓臺灣的中國國民黨 與中共眉目傳情, 有利於激發臺灣的真正中國國民黨人光復大陸的鬥志,有利於使海內外民主運動贏得臺 灣大多數中國國民黨人的支持,有利於遏制民進黨去中華民國化的分裂祖國的行徑。

20、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聲援國內認同三民主義 的各類團體特別是中國泛藍聯盟的普通成員,有利於海外與這些國內勇士們的相互呼應, 有利於這些團體的發展壯大,有利於支持這些勇士們的反共義舉。

21、重建中華民國有利於從歷史角度徹底否定中共,揭示其賣國、裂國、害國的本質,有利於推動當 前的“三退”號召,有利於打消一切改良的幻想。

22. 中華民國有很多被掩蓋、篡改且可歌可泣的歷史資源、人物,可激起民衆的感情;又有成熟思想理論論述的優勢,如現成的主義綱領,現成的標志物(國旗國歌國號愛國歌曲軍歌黨旗黨歌)。這些標志 物背後,通常都是一篇大無畏的史詩與浴血奮戰的故事, 都有著海內外廣爲人知的中華民國的重要人物,和海外崇尚中華民國的廣泛華僑基礎。

23.大中華民國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祖輩曾經生活過的那個大中華民國, 有了她,在中共馬列中國崩解後,人民就不會茫然,就不會漫無目的,而且會更加容易地齊心協力打回老家去,驅除那個籠罩在我們老家的共産主義幽靈政權,重建我們的大中華民國。

责任编辑:荒竹

中共撕毁《双十协定》 从此中国一分为二

1945年9月3日,是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的日子。10月10日,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历经43天的重庆谈判,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便撕毁协定,发动了国共内战。在《双十协定》签订70周年之际,中国民间独立学者王康在旧金山发表演讲,讲述1945年10月11日以后,中国从辛亥革命到八年抗战的成就,如何付之东流。

王康关于重庆谈判70周年的演讲,从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而遭毛泽东拒绝讲起。王康说:“《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三点战后国家建设的基本方针:第一点,贯彻实践‘民生主义’,尤其是要优待工人和农民;第二点,立即实行宪政,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全民政治的关键是还政于民;第三就是实行军队国家化,完成中国的统一。这三点受到广泛的好评,只有一个党持相反看法,那就是延安的共产党。毛泽东认为:所谓的优待工人、农民,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争夺工农;所谓民主建国,就是恢复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所谓实行军队国家化,实现国家统一,就是要缴共产党的枪。毛泽东说:蒋介石是个极端残忍、极端狡猾的人,他要拿枪,我们也要拿枪,他要磨刀,我们也要磨刀,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1945年8月14日、20日,蒋介石接连两次向毛泽东发出来重庆开展和平建国谈判的邀请,都被毛泽东拒绝。此时斯大林出于维护苏联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以及帮助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考虑,指示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8月29日到达重庆,一直到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11日回到延安,共43天。王康说:“在这个期间,斯大林全面的巩固了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并且做出了把东北的所有武器交给中共的决定,而且立即执行。共产党迅速筹建东北局,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之外,中共的领导层几乎全部参与了向东北的战略转移。所以重庆谈判结束的时候,苏联已经确立了把东北交给中共的重大的战略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收到从斯大林手里移交过来的大批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第一次在武装力量上超过了国民党。”

重庆谈判一结束,《双十协定》便形同废纸。王康指出:民主党派、第三势力、媒体,希望重庆谈判成为中国第一次用和平谈判的理性手段代替战争的历史性开启,都成了过眼烟云,成为一种想象。而这一切,就是从毛泽东离开重庆回到延安的1945年10月11日开始。王康说:“从那一天开始,中国的八年抗战,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北伐、东征以致抗战的全部成就,开始付之东流,一场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国共内战席卷大地,一个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将成为中国的主宰,一直到现在。”

王康关于重庆谈判70周年的演讲,是在他策划的抗战长篇史诗画卷《浩气长流》来旧金山展览的幕式上发表的。为纪念重庆谈判70周年,王康还撰写三万字的文章《重庆谈判70周年祭》,发表在《纵览中国》网站上。王康写道:“重庆谈判浓黑的阴影甚至一直笼罩了中国70年之久。中国从此被一分为二,数量几乎相等的亿兆中国人第一次被从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上分裂成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个中国’。”

(责编行者,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再谈戊戌变法失败的六个原因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期后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陆续被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太后重新当政。变法失败亦引发了民间舆论支持孙文、黄兴等更为激烈的改革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上来自维基百科)

百日维新,百年沧桑、千年遗憾。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勇敢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那么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果真是大陆中学历史教材所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妥协性注定改良运动必然失败?鄙人当然难以苟同,并提出如下见解: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落后。这种思想糟粕不仅表现在缺乏现代转型的理论基础,还成了实际改革中排拒正确建议的堤坝。这种文化中的落后因素集中表现为愚昧的天朝自我中心论的世界观。

2. 经世致用哲学的内在矛盾。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由此所需的知识恰恰是一切古方正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所没有的。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闭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历史停滞不前不能简单归咎于坏人——老佛爷当道,也有整个思想界的全面落后和愚钝。

3.历史的困境总是与文化的困境息息相关。在晚期大变局中,当人们为周孔之道举世无双而自我陶醉之际,实际上西方文化早已超越了中国固有文化,中国已经沦丧为文化落后之邦!只有少部分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可笑的是,当今的独裁者仍然还用“五不搞”来忽悠民众、拒绝现代文明。这个文化困境,导致主流社会至今都没有摆正历史心态。

4.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令社会转型期的任务极其艰巨,内容极其丰富。时代和沃土都在呼唤巨人诞生,可是应运而生的确实一批甘当配角、甚至反面的人物。这里不仅是西后,就如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是如此。康有为祭出“孔圣”大旗借尸还魂,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5.中国君主专制和宗法专制的双重桎梏决定的结果。专制制度的最高统治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

6.窃以为,传统文化缺乏了人文主义、逻辑思维体系和辩证批判精神是三个重要的价值观。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参与这个进程中的每个人都成了逾槐之枳,每个人都具有两面性,也成为双重价值体系的矛盾体。从慈禧到袁世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站在拐点时候往往都选择了后退。鄙人时而感叹——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

故,戊戌维新是成功的失败,而我们后人却在失败中等待失败。宪政不待我,各位需努力,分享完毕。
(责编行者)

火星上真的有液态水?!

美国宇航局于当地时间28日发布消息称,在火星上首次发现了存在液态水的证据。这一发现意味着火星上很可能存在生命。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宇航局(NASA)的科学家表示,看来火星上存在流动的盐水,至少在夏天是这样的。2008年,科学家们就已证实火星上有固态水。
自2006年以来,美国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多次在火星山丘斜坡上发现深色阴影条纹。美国航天局认为这种奇特的季节性地貌由咸水流造成,但一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在华盛顿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美国宇航局发表推文写道”火星变得更加有趣”,将会宣布一项”重大科学发现”。
因为液态水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一发现可能会改变人们对火星生物的看法。研究人员在《自然·地球科学》(Nature Geoscience)杂志上表示,进一步的探索将为确定火星上是否存在微生物提供证据。

火星表面的深色阴影条纹
现在的证据证明,这些火星表面的深色条纹确实是由于液态水流动而形成的。这些条纹会在火星上最温暖的月份出现,天气转冷便会消失。
火星上的夏天也极其寒冷。条纹会出现在温度超过摄氏零下23度的地方。因为盐可以降低水的冰点,使冰融化。
虽然水的来源依旧是个谜。科学家们认为它可能是融化的冰、地下蓄水层、稀薄火星大气层的水蒸气或者是一些混合体。
(责编:过氪)

新学说:宇宙在虫洞内 星际穿越可实现

“我们曾经仰望星空,并且期许总有一天可以登陆其他星球……”去年热映的科幻烧脑大片《星际穿越》再一次掀起了人们对于移居其他星球的好奇与设想。电影导演脑洞大开,提出通过虫洞——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人类可以去太空深处找寻一个可殖民的星球,以延续我们的文明。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事情,近日竟被科学家证实“极有可能发生”。

虫洞被科学家认为是连接多维宇宙的狭窄隧道,有了虫洞,或许我们可以进行进行星际穿越或者星际旅行。然而,近日科学家却曝出惊人言论,称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其实就是在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虫洞之中。这一观点的脑洞虽然不小,但也为天文学家开辟了一条研究宇宙的新思路。

利用基于欧几里得坐标系统的各向同性坐标,印第安纳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尼科德姆·波普瓦夫斯基描述了黑洞引力场,并为黑洞内大质量粒子径向(沿着直径的方向)行动建模。根据其计算,在大爆炸之前我们的宇宙就处于虫洞中:由另一个宇宙中某巨大星体的坍塌创造的一个虫洞,成为了通向另一个宇宙的时空管道。在虫洞的此端与彼端间,可能发展出与大爆炸相联系的类似环境,我们的宇宙,最终就于这个虫洞中诞生。
波普瓦夫斯基描述的场景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以该理论为基底,却能解决多项宇宙学中令人困惑的谜题。这其中就包括引力、宇宙膨胀与暗能量的纠结关系:如果有另一个宇宙,其在我们的宇宙之前就已经存在,引力就可追溯到一个点上,该点强弱核力与电磁力已经统一起来。同时,若我们身处的宇宙现在正在向虫洞末端膨胀的话,这种运动就能够解释宇宙的膨胀,而不必引入至今难以捉摸的暗能量。
研究人员还表示,自始以来人们只能观察到黑洞的外部,无法窥其内在,除非一个观察者进入黑洞内部或者原本就居住在黑洞内部。但如果我们的宇宙本身就处在另外一个更大宇宙的黑洞之中,那么就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不过,现在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这个结论。如果证实的话,或许我们以后就可以进行时间旅行,到达另一个世界。

台湾:无论正面还是敌后 抗战领导者都是当年的国民政府

北京大阅兵引起台湾的强烈关注,今年以来,围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问题,台海两岸关于抗战领导权和话语权的论争愈演愈烈。台湾政府坚持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属于当年的国民政府,纪念抗战的话语权也属于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大陆的共产党当局。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星期四在北京大阅兵之后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连线采访时说,多年来,到底是谁领导抗战一直是两岸和国际间关注的焦点。他说:“我必须要严正表示,从民国26年到34年,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中正。” 罗绍和指出,中共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但北京当局仍把自己看作是敌后战场的领导者,并自诩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与史实严重不符。罗绍和说,大量史实证明,抗战时期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国民政府始终居于领导者的地位。 中国政府星期四举行的阅兵式邀请了台湾一些抗战老兵参加,称这是台海两岸中国人的共同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也成为北京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的贵宾。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对此表示,大陆的统战政策并没有收到其预料的结果。 他说:“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国军退役将领出席北京今天的活动,显示我们国军的袍泽前辈作为军人的忠贞信念,也能够做好自我约束和管理,不出席今天的活动。” 罗绍和说,台湾军方无法认同和接受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北京发表的有关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的言论,中华民国政府对于连前主席赴北京参加中共抗战纪念活动感到痛心。 罗绍和补充说,台湾连日来也举行了许多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得到几乎所有抗战退役将领的支持和参与,表明国军的袍泽前辈们是认同和拥护中华民国的。 记者问道,北京9·3大阅兵展示大批海陆空先进武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时宣布裁军30万,这将对台湾安全构成什么影响? 罗绍和将军回答说,裁军并不会减弱中共军力,而且效果可能恰恰相反。他说:“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军30万人,这并不会影响到它的战力。相反,它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费用用到军事研发方面,对台湾和亚洲周边国家危害可能更大。 罗绍和呼吁中共应保持军力发展透明化,放弃武力犯台,邀请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成员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这样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化解国际的疑虑。 在中国以空前的规模展示其军力的同时,台湾军方将于9月7日至11日举行“汉光31号”实兵军演,在台湾本岛、外岛作战区及训练海、空域,以“实兵、实作、局部实弹”的方式,模拟共军对台作战行动。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表示,中华民国军队将在5天的演习中,在不同的区域同时采取不同状况的演练,来验证台湾防卫作战各种指导作为的可行性。他说:“汉光演习的目的最主要是针对中共犯台的各项作为,我们会采取各种因应的措施,来验证我们台彭作战的可行性。” 据台湾媒体报道,汉光31号实兵军演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想定架构,分为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国土防卫作战阶段。而且,今年的演练科目比以往多,海军增加5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这次军演还将演练P-3C反潜机,以及无人机等的作战能力。 (责编行者,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康奎斯特——揭露斯大林恐怖第一人

康奎斯特的著作揭露了斯大林统治的恐怖

8月3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去世,享年98岁。很多人认为他是第一个揭露斯大林政权恐怖程度的人,他的著作对西方共产党人震动极大。BBC驻首尔记者斯蒂芬·埃文斯从他的家庭经历谈起……

如果你生长在一个西方共产党人家庭,那么康奎斯特的著作实在震憾。

我的祖父辈有两人是共产党员。 我祖父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加入英共,对党忠心不二,即时发生了匈牙利事变和捷克布拉格之春也没动摇。

我祖父家在威尔士南部,一家人经常就政治话题争论不休,但无济于事,就像和最虔诚的教徒理论一样。 苏联周刊或者英国早星报说什么,都被看成真理。

Edgar Evans
埃德加·埃文斯是忠实的英国共产党员(摄于1975年)

祖父的书架上摆着斯大林著作。当祖母斗胆在饭桌上说苏联肯定也有犯罪时, 我祖父便告诉她,别再传播谎言了。

这种宗教气氛到了冷战时期还是一样。任何质疑苏联成果的讨论都被说成是“冷战宣传”。

当一个知名的苏联异议人士被囚禁在精神病医院里时,祖父认为,这个人一定是有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会怀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对于我们当中真的抱有怀疑的人来说,罗伯特·康奎斯特的著作起到很大作用。 这书名为“巨大恐怖:斯大林三十年代的清洗运动”,发表于1968年,也就是苏联入侵捷克对付布拉格之春的那一年。

这本书使我们改变了看法, 驱逐了疑团。

作者让事实说话,不加渲染,用清晰的语言讲述那些镇压和处决的细节。一些苏联的吹捧者对此书嗤之以鼻,但是康奎斯特摆出的事实无懈可击,因为他的研究非常扎实。

在前苏联的档案最终解密之后,康奎斯特的描述仍然站得住脚。也许人们可以质疑被清洗的准确人数,但是康奎斯特书中的大部分事实无可非议。

书中讲到,仅在1937年到1938 年几个月中,就有数十万的人被苏联秘密警察枪决。 我们还了解到,过分猜疑的斯大林在军队大幅度清洗军官,甚至影响到了红军的战斗能力。

康奎斯特描述了1937年12月12日这天,斯大林和他的刽子手莫洛托夫(Molotov)亲自批准了3167人的死刑,然后两人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这些细节无可辩驳。

康奎斯特的另外一本书,“忧伤收成:苏联集体化和饥荒恐怖”,讲述了1932 到1933 年乌克兰经历的饥荒,而饥荒正是由于斯大林残酷推行的愚蠢和惩罚性的农业政策所导致。

在村庄里,由于饥饿,出现吃人现象。这些都记录在康奎斯特笔下。

二战之前,著名的威尔士记者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曾到乌克兰实地见证了大饥荒,并在1933 年发表了有关文章。但是一些大腕人物站出来和琼斯唱反调,比如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 他对斯大林的宣传鹦鹉传舌。

大饥荒时两个乌克兰男孩捡到一堆土豆

康奎斯特的书讲到乌克兰的饥荒和吃人现象

杜兰蒂在当年8月的文章里说,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乌克兰没有闹饥荒。在谈到斯大林政策时,他说,“不打碎鸡蛋,就无法做蛋饼。”

康奎斯特的书一出版,琼斯和杜兰蒂到底谁对谁错,便不争自明。

不要忘了在冷战时期,虽然一些共产党感到失望,抱怨上帝已去,但是对坚定的共产党员来说,既是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的信念也不会动摇。

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时,我祖父患了病,斯大林的著作也被挪到了电视后边。

他在苏联解体时去世。那时他年老体衰,无法意识到他的上帝已去。他从来没有读过康奎斯特的书 – 即使读了, 他也会认为那是令人作呕的冷战宣传。

据说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对康奎斯特著作的评价是,它们给斯大林主义“盖棺论定”, 结束了那场辩论。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仍然有人怀念斯大林, 就是俄国大概也不例外。

但是康奎斯特的书的确使那些希望寻求真相的人大开眼界。

我知道那种滋味。 我记得。

斯大林塑像被推倒

至今仍有人怀念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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