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艳探视余文生律师(10.21)

10月21日,许艳探视,余文生律师情况非常不好:
右手颤抖残疾依然不可以写字,天冷了,更加严重;
上个月,南京监狱让存钱,一个月过去了,牙齿,依然没有给安装新牙;
老残监区卫生不好,余文生律师得了皮炎,皮肤被挠得破烂流血,4个多月,没有好;10月放风权非常少;以没有积分为由不让余文生加餐.

听到余文生律师现在还被不人道和剥夺权利的对待,我非常的悲愤,刚才,我给南京监狱打电话,投诉控告,接电话的警察说,已经记录,但是之前也这样说,却没有改变。一会,我再去南京监狱门口,要求见领导反映情况。并将向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和江苏省司法厅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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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生律师案情况通报9.24

【掉的牙齿还没有安装新牙、右手颤抖残疾的依旧不可以写字、放风权极少、没让打亲情电话】
余文生律师被关押到南京监狱以后,许艳从北京去南京要求探视,每次去都需要做核酸检测,觉得特别难受。9月15日,早上,许艳去做核酸检测,下午到了南京。

      16号,许艳在2位朋友的帮助陪伴下,到达南京监狱探视余文生律师。
      这次探视,南京监狱电脑系统好像出现点问题,所有探视人需要重新录人,时间等了一会。
       我的探视在一号窗口,这次我到达窗口时,余文生律师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以前都是我先到,在等他。余文生律师看到我后,起身站起来,向我招手,不知道是不是他看到我穿一件他在家里时,给我买的裙子,他显得格外高兴。我们互相拿起电话筒,余文生律师开心的和我说:老婆,好想你。8月份因为南京疫情比较紧张,没法去,这次探视将近2个月整时间我们才探视见面。
     我知道,探视只有30分钟,到时间会自动挂断。我很珍惜这次探视,探视时间对于我们弥足珍贵。好在,该说的话都说到了。我觉得,余文生律师的状态和约4年前在家里时一样,虽然我4年来成长了很多,但是,我好希望他能快点回家,让我靠一靠他的肩膀。

       探视快要结束时,他告诉我放风特别少,除了身体不舒服外,已经有生病的状态,说,实在不行,让个律师针对放风权进行代理。说早上和南京监狱的警察,发生了不愉快,没有时间问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原因,警察不满?这次探视,余文生律师穿的是囚服,而我看到其他的被探视人,穿的是白的短袖,以前,我探视余文生律师,他也是穿的普通秋衣,所以,看到让余文生律师穿囚服后,我很伤心。请求有关部门和领导,对此进行调查,如果有警察没有做到耐心、关心和服务意识,而是倚仗职权、滥用职权,在心理和身体上欺压被关押人,请求给予纠正和处理。余文生律师的右手,我透过玻璃,依然清晰的看到在颤抖。掉的牙齿至今依然没有安装新牙。打亲情电话的权利,一直被剥夺,以前探视,南京监狱的警察从3月份就口头答复可以打,只是一直不让打,这次9月16日探视,南京监狱的警察,改成,正在审核是否让打。我说,其他人一般到监狱一个月左右就让打亲情电话了,为什么余文生律师都到南京监狱约8个月了,还在审核是否让打?他哪里不符合吗?南京监狱的警察又说不出具体哪里不符合。听那意思,觉得,是不打算让余文生律师打亲情电话了?!但是,打亲情电话,是法律权利,南京监狱其他人可以打,有的其他监狱的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家属也有每月接到亲情电话的事情。南京监狱不能剥夺余文生律师打亲情电话的法律权利。许艳会继续依法争取余文生律师给家里打亲情电话的法律权利。
     探视结束,余文生律师和许艳,都舍不得离开,手想触摸,被玻璃隔开,只能两人隔着玻璃对掌。互相比心、飞吻、做拥抱的动作。然后我一步一回头的离开,看到余文生律师一直盯着我,对我挥手,直到我看不到他。

      谢谢王先生和珍女士帮助陪我。谢谢大家的关注与帮助。

许艳请南京监狱、上级部门、有关部门,及其领导,帮助立即依法和人道改善的诉求是:
1、尽快保障,让余文生律师打亲情电话和寄信的权利。许艳,每天都在盼望着,接收余文生律师给家里打亲情电话;也在等待着能接收到余文生律师的信件。
2、立即依法和人道的改善和保障,南京监狱老残监区,放风权。不能那么长时间不让老残监区被关押人不放风,这是极其不人道的行为。如果公职人员觉得太辛苦,忙不过来?建议考虑对老残监区一些被关押人,进行保外就医,释放回家治疗。

3、请求南京监狱帮助立即启动,让余文生律师安装新牙的程序,尽快让余文生律师去医院进行安装新牙的治疗。
4、请求南京监狱,依法和人道的,持续关注余文生律师右手颤抖残疾的问题;给予治疗;给予右手锻炼的物理条件;天冷了,会不会更加严重?请求一定要重视,不要让右手颤抖残疾的更加严重,帮助保住余文生律师的右手和右胳膊。
5、请南京监狱领导,调查南京监狱警察为什么和余文生律师发生不愉快?而且,9月16日,我探视余文生律师时,他穿的是囚服,我看到的其他人,穿的是白短袖。以前都让他穿普通秋衣。是否是警察利用职权,故意打击伤害?如果是这样,与监狱的管理理念相冲突,应该立即改正。耐心、关爱、服务是公职人员的基本职责,如果被关押人没理,警察也不应该粗暴的利用职权在心理和生活上打击?如果被关押人提出合理要求,警察更应该努力去按照法律规定解决,更不能欺负被关押人。更何况,余文生律师本来就不应该被剥夺自由。

谢谢大家。

                                    许艳
                              2021年9月24

大數據人工智能條件下的防疫與隱私

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技術,對治癒疾病、防控疫病(防疫)、保障人們的生命健康應當有重大作用。但防疫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應用中像其他方面一樣需要遵循隱私保護原則甚至應制定在防疫期間隱私保護的特別法律制度。大數據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的發展應用是造福人類幫助人類實現更自由幸福還是被奴役被戕害端看人們的選擇。即善用、正用技術、規範技術還是惡用、錯用、濫用技術,是人被技術異化還是技術服從人道始終是人們的挑戰。

由於疫病流行與防疫打破了社會常態,防疫的客觀迫切性需要以及政治正確話語影響,不可避免產生在防疫立場上保守與激進不同價值觀念的衝突,加之各個權力及資本利益驅動的推助致使現實環境愈加錯綜複雜。保守與激進的選擇必然與原社會規則形成張力。

對於防疫,保守的立場一般願意持守或選擇自然免疫、與疫病共生、自由防疫、不干預或少干預等態度對應。

激進的立場往往採取消滅疫病、封城封區、隔離等態度對應。

與其說兩種立場的取捨反映不同的判斷不如說不同的製度文化產生不同的結果。

人類社會在漫長歲月中確立起來的普世價值及普世規則不僅不應該被消弱相反在種種考驗下應當愈加堅定。在疫病等重大災難面前,人們不能因為恐懼、不確定性而喪失理智。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及專業人士、社會精英過度迎合驅從大眾心理容易產生烏合之眾效應,悖離公義人道使命則產生急功近利短期行為。堅持科學、嚴謹、專業原則及倫理底線,防疫與自由、防疫與尊嚴、防疫與隱私並非對立而在人道立場上卻是一致的,在防疫過程中,諸如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善意利用、無害等原則需要貫徹始終。

在處理整體與個體的關係時遵循權責相對應原則。防疫與隱私的衝突就像911後安全與隱私的衝突那樣出現短暫的系統紊亂並非現代民主機制的過錯,一時的亂象來源於每個個體、不同群體的利益需求點、處境及價值觀以及對公共權力的期望值不盡相同而產生。人們能不能堅持人道價值捍衛人道尊嚴?個人自由、個人隱私,個體與個體、個體與整體的利害攸關隨著疫情的發生不是疏離了而是更加緊密了,因此個體的自由度、隱私的維護與實現正是整體福祉水平的一個重要標準。從來沒有抽象的整體利益,只有個體的具體利益。整體與個體並非矛盾對立。從根本上說,維護個體就是維護整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個體利益以抽象的整體利益公共利益為導向,還是整體利益建立在具體實在的個體利益基礎之上都體現在法律制度和人們的行為選擇上。在個人、社會、政府的防疫體系層次關係中,政府到底起到全能還是保底的角色作用?什麼樣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解決之道依舊是法律。通過法律科學論證釐清個人、社會、政府三者之間的權責比例關係最終界定。關於生命權高於隱私權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均可以探討辨析。但法律的價值取向仍需遵循如下幾個原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權責相對應、自願原則下的差異化、權力救濟原則、誠信、自治選擇、知情同意、主體主權原則、最小傷害原則、程序正義原則、自由至上消極自由原則、恪守對公權力(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數據持有者)法無授權則禁止,對私權利法無禁止則自由等法制原則。

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條件下的防疫與隱私保護我們可以參考歐盟發布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該條例本身就已涵蓋了緊急狀態下的相關內容,比如針對此次疫情,歐盟成員奧地利的數據保護專家勳伯格表示,歐盟頒布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中明確規定“健康至上”的原則,即挽救生命遠比數據保護重要,所以大數據可以用於防疫。但他強調,這種現像只能適用於疫情的特殊時期,疫情過後這種“非常操作”必須停止。奧地利律師協會數據保護工作組主席、數據保護專家萊斯勒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導致歐洲社會傳統的數據保護模式發生轉變,因為在公民集體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法律保護的角度也會從個人利益向集體利益進行轉移。萊斯勒稱,數據保護應以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目的,在抗擊疫情的背景下,難免出現犧牲個別人隱私的情況。

《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從主體即適用對象包括:客戶中有歐盟公民、歐盟供應商、僱用歐盟員工、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構到實施原則包括該條例在1980年OECD(西方國家聯盟)發布的旨在保護個人數據和隱私的基本人權的“個人數據隱私和跨境流動保護指南”八大原則即:取得限制 (Collection Limitation Principle)、數據品質 (Data Quality Principle)、目的明確 (Purpose Specification Principle)、使用限制 (Use Limitation Principle)、安全防護 (Security Safeguards Principle)、開放原則 (Openness Principle)、個體參與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Principle)、責任原則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以及在此基礎上增加的被遺忘權原則(Right to be forgotten)取用權原則(Right to Access)、數據可攜權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隱私始於設計原則等。該條例大大增加了責任主體的責任及違法成本對政府公權力、人工智能大數據寡頭等產生了有效制約。

而另一方面防疫與隱私還可以參考各國製定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緊急應對法及緊急狀態法案內容,比如美國政府應急法律主要有《國家安全法》、《全國緊急狀態法》、《反恐怖主義法》和《聯邦應急計劃》、《使用軍事力量授權法》、《航空運輸安全法》等相關法律,它們形成了一個體系。法律體系和法制化手段,為應急管理提供了可靠、高效的保障,這些應急法案也對應急政策與隱私保護做出相應安排。在這些法律制度框架之外,筆者傾向於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條件下專門製定基於人權保障普遍適用的國際隱私保障法和國內隱私保障法。

中國大陸維權律師‧謝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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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实名举报法院


自2021年4月1日起,我先后向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起诉5起案件,包括:
起诉司法厅、局监督失职行政案件1起;
起诉石家庄市律师协会民事案件3起;
起诉石家庄供电公司民事案件1起。
新华区法院收案后,至今拒不立案,理由先后是:案件太多;正在请示市中院;找庭长去吧?而庭长始终不接电话。
法院此举已严重违反行政和民事诉讼法,应予严查,向新华区纪委监委举报起来…
是输是赢?合法违法?有理没理?
咱们就来一场场公开的辩论吧?可是,
你们不仅不敢公开辩论,连机会都不敢给!
你们掌握着所有的权力资源,却仍然如此的缺乏自信?!
我强烈建议增加第9自信:法律自信!!😄
附:举报信及材料

法治 人道和假牙

今天,接到南京监狱警察电话,说南京监狱十四监区(老残监狱),9月16日,探视日正常探视,要求和以前一样。我说,我已经预约了核酸检测,16号会在南京探视,请求警察帮助转达领导,这个月帮助依法和人道的启动为余文生律师安装牙齿程序的诉求,警察说会转达。现场不确定会怎样。—许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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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已满却继续被非法羁押


 
余江帆,女,汉族,1989年11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淅川县。2011年,因“南水北调”工程余江帆随同家人从淅川县搬迁到邓州市夏集乡杨河村居住。因为移民房漏水、墙壁歪斜开裂等问题,余江帆父亲余相林等村民写信上访要求解决问题。2013年2月25日,余相林被邓州市地方政府关押在邓州市拘留所进行了26天的训诫,一个月后,余祥林去世。余江帆反映,其父亲在训诫中心被非法拘禁遭殴打致死。随后余江帆因移民房问题及父亲致死问题常年上访。
2013年至2019年9月份,余江帆因为上访,被邓州市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4次左右,并于2015年1月23日被邓州市人民法院判刑3年零六个月。2019年9月7日被行政拘留15天后,于2019年9月26日被邓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于南阳市看守所。
2021年6月22日,邓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381刑初38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余江帆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刑期自2019年9月26日至2021年8月25日止。
2021年8月25日一早,余江帆家人来到南阳市看守所接人,看守所说九点才开始释放,随后又以余江帆上诉,案件被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邓州市人民法院未开具释放证明为由拒绝释放余江帆。随后家人同余江帆案件承办法官冀鹏翀联系,法官回复称下午去南阳市看守所办理手续,但下午又以余江帆上诉,南阳市中院发回重审为由,拒绝开具释放证明,家人到邓州市人民法院查询发回重审裁定,法院却拒绝出示,律师同冀鹏翀法官联系案件情况,但法官以发回重审后不归本人承办为由,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余江帆家人无奈之下拨打12345、12389等各类投诉电话进行投诉。8月27日上午,余江帆家人再次联系南阳市看守所,南阳市看守所在不予释放余江帆,继续非法羁押的情况下,也拒绝告知南阳市中院发回重审的裁定案号。
目前,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关键时刻,邓州市地方政法机关却敢于顶风违纪,不仅未将余江帆反映的移民房质量问题及其父亲被非法拘禁致死问题妥善处理,却一味的打击报复,将余江帆一次次投入拘留所、看守所非法关押,在一审判决已经刑满的情况下,拒绝变更羁押措施,刑满后仍将余江帆违法扣押在南阳市看守所。
在此,余江帆家人呼吁社会及媒体关注,对邓州市地方司法机关违法羁押余江帆的行为进行曝光并转发呼吁,万分感谢您的支持!
 
余江帆家人联系电话:15517719075    17637788676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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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疫情照片给海外媒体 北京11人面临非法开庭

日前有海外媒体报道: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许那等11人因发北京的疫情照片给大纪元,面临非法开庭,许那辩护人、人权律师谢燕益却被剥夺辩护权。他公开致信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等人,要求该案回到法治轨道,并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

谢燕益说:“真相与信息是抵抗灾难的最好良药,是救命的,许那他们不仅无罪而且有功,这个案子是升级版的李文亮事件。我说它们(中共当局)是在犯罪。”

8月23日,谢燕益公开致信北京市政法委书记齐静。他的信中写道,该案尚未开庭,东城法院就悍然剥夺许那的辩护权,以非法的条件不让他为许那出庭辩护。他希望排除权力因素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影响。

就剥夺辩护权一事,2021年5月27日,谢燕益已致信东城法院赵军院长、东城检察院贺方检察长,并多次赴两机关进行沟通交涉,时至今日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据明慧网报导,许那、李宗泽等11人的案件将于2021年8月19日上午9:30分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开庭。

5月25日,谢燕益突然接到东城区法院张姓女法官电话,告知他需要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否则不能担任辩护人。

人权律师谢益燕因为关注民主宪政、代理大量敏感案件,在“709”大抓捕中被逮捕,后被吊销执照。2018年5月24日,他发表《退出中国律师声明》,在中国大陆不结束独裁,不结束迫害法轮功、打压基督教及少数民族等“奴役压迫人民的现状”等违反法制的现象以前,“不承认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真的存在法治意义上的律师这一职业”。

但是和大多数被迫害维权律师一样,他没有放弃参与辩护案件,重返捍卫司法权的阵地。

谢燕益认为,要求开具无犯罪记录等证明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也有违司法实践中的惯例,根据最高院刑诉法的最新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辩护人仅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身份证明及当事人委托书,无义务提交其它任何材料。

法轮功学员发布疫情照片被构罪
2020年7月19日上午,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许那女士在家中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所长伙同国保绑架;第二天被抄家。几天之内,同样被非法绑架、抄家的有11名法轮功学员。这11位法轮功学员被起诉的主要原因是“往网上发疫情期间的照片和文章”。

谢燕益在公开信中表示,按照东城检察院京东检一部刑诉(2021)Z79号起诉书所指控的两项内容来看:第一就是所谓2020年2月至6月期间(也就是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许那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上传至境外网站发布;第二、许那他们作为法轮功学员偶尔在住处有聚会的情况发生。这是起诉书指控的全部涉案内容。

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依法审判,我可以肯定,许那他们是无罪的,法轮功是无罪的,合法与违法、罪与非罪从来都泾渭分明。”“只要稍具智识者愿意正视历史直面良知就可以判定,许那他们不仅无罪而且他们无疑是这个国家这个族群的道德良心。”“只要我们每个人愿意尽一份力就有希望,冤狱的机器就可以停止下来。”

人权律师:传播疫情真相无罪有功
谢燕益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公开致信北京政法委书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作为辩护人,辩护权利被无端地剥夺,所以要寻求救济手段。希望通过这种沟通的方式,能够解决辩护权的问题。

“程序合法是司法公正的前提,辩护权都要剥夺,这还没开庭呢。何谈司法公正啊?何言依法治国啊?这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这也是我的责任。因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表示,4月22日,许那专门从看守所给他写出来委托书,他是责无旁贷。

谢燕益认为,法院之所以想方设法剥夺辩护权,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真辩护,害怕说真话。

“这是一个假案子嘛,就是人为炮制的冤狱。所以他们害怕在法庭上(真辩护),实际上是(怕)公权力的违法犯罪行为被揭穿,他们害怕被揭穿。”

他指出,大动干戈炮制这么一个“大案”,原因实际上就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因为当事人披露了疫情,而对其构陷;第二个层面就是以所谓的许那他们是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这是非常的荒唐的。

谢燕益表示,许那这些热心社会公益的公民,不管其是什么身份,什么信仰,对于天灾人祸,对疫情,拍一些照片,传播这些信息,这是公民的合法行为。这样他们就被抓、被捕,就被起诉,这个事情非常类似于武汉的医生李文亮事件,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放大版的李文亮。

他说,“面对重大的疫情,天灾人祸,比如根据国家的宪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是有责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的,老百姓也有自我救济,分享信息的权利。假如政府披露的信息不足以满足公众的需求,还不允许公民自己去采集信息?分享信息?然后来消灾避祸,防止疫情。

“把这个真实的信息、真相展示出来,让更多朋友、更多公民,整个社会能够及时地采取自救的措施。有一句话叫做信息公开,真相就避免灾祸的良药,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许那他们出于关心更多人的生命、安全、生命健康,在这种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关于法轮功学员的聚会,谢燕益表示,法轮功学员他们也是朋友的关系,难免会互相串个门,一起吃个饭,聚个会,这是很正常的情况。煞有介事地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理由,是很可笑的。

“这是什么逻辑,只要是法轮功你就有罪。只要是法轮功,我们想怎么办怎么办,不讲任何宪法、法律、司法程序,为所欲为,随便扣帽子。就可以任意地羁押、逮捕、审判,制造冤狱。就这个逻辑。我觉得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强调,对法轮功动辄用刑法三百条,根本就是错用法条,这个罪名根本就不应该适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

他呼吁纠正这种违法行为,滥用职权行为,保障人权。“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就是我们大家的权利,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就是大家的尊严。人权、自由、尊严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无视这种滥用职权、枉法制造冤狱。”

他说,“为了完成所谓的假想政治任务,来炮制这个冤案,他们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两个政治正确实际上非常荒唐。违法,怎么可能政治正确呢?法律是最大的政治。”

“所以我作为许那的这个辩护人。我想把这个问题讲出来,记录在历史上,这个是有法律责任的,有历史责任的。谁也不要心存侥幸。这么明显的炮制冤狱,滥用职权,倒行逆施,这个历史责任,法律后果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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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那案致北京市政法委书记齐静的公开信

许那简介

  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许那(又名许娜),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32年前,她曾和同学高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横幅,满怀希望地走在北京街头游行的人群中。32年后,许那仍在北京,却已在东城区看守所被刑事羁押了一年多时间。

  1999年8月,许那和于宙在参加一场同道聚会后双双被拘留四十多天。 

  2001年7月,许那因为外地来京的法轮功朋友提供住宿而再次被捕,后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2008年初,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各地异议人士遭到抓捕,包括法轮功修炼者。 

  2008年1月26日晚上,于宙、许那在演唱会结束后开车回家的路上,被警方拦住搜查。警察在其车中搜出一本法轮功书籍,将夫妇二人带到通州拘留所。11天后正值除夕,体格健壮的于宙突然离奇死亡,时年42岁。当局声称于宙死于绝食或糖尿病。悲痛欲绝的许那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于宙的真实死因至今成谜。 

  于宙、许那的案件见于国际特赦2009年2月向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递交的报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分析报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0年度报告。 

  2020年7月19日,许那第三次被捕。当天13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北京警方抓捕,包括许那在内的11位被指控“破坏法律实施罪”。许那等人被逮捕起诉涉及在疫情期间发布一些国内疫情照片及与其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有关。 

案致北京市政法委书记齐静的公开信

尊敬的齐静书记:

您好,我是中国公民谢燕益,以许娜朋友的身份担任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负责审理的京东检一部刑诉(2021)Z79号案件许娜、李宗泽等涉嫌破坏法律实施一案许娜的辩护人,该案尚未开庭,东城法院就悍然剥夺许娜、李宗泽的辩护权以非法的条件不让我和李宗泽的父亲为许娜、李宗泽出庭辩护,众所周知,程序合法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在给您写信以前我专门查询得知您去年年底刚刚屡新北京市政法委书记一职,而此案的立案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均发生在您履职以前,我认为有必要让您了解该案的具体情况,期望对于改变在本案中案外因素干扰司法独立、影响本案依法、公正审判之迫切现实能有所助益。

如前所述,向您报告许娜一案表达我的观点并非希望权力干涉司法独立而是乐见更高层级的权力此时能够为推动宪法、法律的正确实施,排除权力因素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影响、防止非法行径的持续发生起到积极作用。 

关于剥夺辩护权一事此前(2021年5月27日)我已致信东城法院赵军院长、东城检察院贺方检察长并多次赴两机关进行沟通交涉,时至今日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对于一个如此“普通”的刑事案件,首都一级检法两部门何以竟不惜知法犯法公然剥夺辩护权呢?只要看一看起诉书就会知晓答案。按照东城检察院京东检一部刑诉(2021)Z79号起诉书所指控的两项内容来看:第一就是所谓2020年2月至6月期间(也就是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许娜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上传至境外网站发布;第二、许娜他们作为法轮功学员偶尔在住处有聚会的情况发生。这是起诉书指控的全部涉案内容。有人就把二者联系起来借题发挥把此事政治化以刑法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制造出一起“惊天大案”。当此多事之秋,即使站在执政党追求稳定平安的立场上来看,采取消弭社会对立、化解官民矛盾、与人为善的和解立场似乎也才是明智之举,动辄小题大做推波助澜把一件毫不足道的事情进行政治渲染炮制一个大案对当事人赶尽杀绝,劳民伤财制造一起涉及11个无辜公民的案件摧毁11个无辜家庭实在令人费解!众所周知,拍照发到网上不但是当今互联网时代网民们的生活常态,也是每逢公共事件、天灾人祸人们不安情绪的一种宣泄方式自然的反应,更是公民信息分享自救互助的公义之举,是我国宪法所保障的正当合法行为,拿它做文章是公然违反宪法、以言治罪、钳制打压言论新闻自由、剥夺信息权利的行径违背了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第二个方面尤其需要指出,许娜他们仅仅由于法轮功的身份,对他们制造案件政治正确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以许娜为例,东城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所列举的历史也是不容忽略的,许娜仅仅由于收留法轮功赴京上访申冤人员就曾被判刑五年(2001年),2008年奥运会期间许娜夫妇遭到无故盘查,许娜丈夫于宙在羁押期间死亡,她再次被判刑三年。许娜出狱后一直坚持为夫申冤追查于宙的死亡真相遭遇种种非法阻碍,她常年被非法监控。东城区检察院的起诉书背离基本事实将许娜描述成为指使者、主犯、情节特别严重,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分明是把许娜置于死地的节奏,让她永远不能再追问丈夫的死因,让炮制包括她在内的信仰冤狱的元凶们永远逍遥法外。之所以煞有介事制造如此一起惊天大案不就是出于他们的法轮功身份吗?而对法轮功学员以刑法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抓捕审判根本是错用法条(详见:《立即纠正许娜涉嫌破坏法律实施冤假错案之法律意见书》)。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政治打压迫害运动如果最初还不为人所知的话,近年来,这一真相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为海内外全世界人所共知,其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后果难以估量。这场迫害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国家的意志、法律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而是个别人的意志,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国家、反社会、反人类的。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时至今日还有人继续推行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继续以制造冤狱的方式绑架更多体制内的同胞、绑架整个国家与社会,让更多人背上历史的罪债,这场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恶何以还在持续当中?冤狱的无形机器何以仍在暗暗运转?

齐静书记,通过查考相关信息得知您是学法律出身的,作为许娜的辩护人我仅仅要求本案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依法审理依法判决,当事人的辩护权利应得到依法保障仅此而已。如果依法审判,我可以肯定,许娜他们是无罪的,法轮功是无罪的,合法与违法,罪与非罪从来都泾渭分明。

在此作为法律人我想对包括齐书记在内的千千万万体制内的法律同仁阐述一点立场,诚如网民所言,社会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面对邪恶,沉默就是帮凶。只要稍具智识者愿意正视历史直面良知就可以判定许娜他们不仅无罪而且他们无疑是这个国家这个族群的道德良心。我们应当知晓,冤狱的持续制造没有任何人从中受益包括江泽民周永康他们在内。这个历史包袱也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可承受之重。我确信对于本案最终得到依法公正处理,是包括所有现任北京市领导以及现任中央领导都乐见其成的。

不过冤狱的机器不会自动停止下来,破除历史包袱需要转变观念和一点一滴的行动,需要我们严格依宪依法办事,我们应当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有信心,对我们社会的未来有信心,面对邪恶与黑暗,每一个人的无愧与心安可能并非取决于抵抗成功与否而是取决于在这一过程中你是否尽力抵抗过!假如二十年前,由于无知及被操控的原因还有人主动去迫害法轮功制造冤狱,时至今日由于真相的不断披露以及人民的加速觉醒,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参与制造法轮功案件是一件什么值得光彩的事情了,这也正是本案尚未开庭就有人煞费苦心竭力阻挡辩护非法剥夺辩护权的原因。试想假如于心无愧何至于害怕辩护?到底怕什么?害怕摆事实讲道理依法辩护吗?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吗?害怕制造冤狱的罪恶勾当被当庭揭穿吗?仅从这一点就足见人心所向,邪恶违法势力并非有多么强大,没有人愿意无缘无故制造冤狱,也没有人愿意背上历史的债务。只要我们每个人愿意尽一份力就有希望,冤狱的机器就可以停止下来。我们应当知晓,我们正面临一场历史巨变,违法与合法、善恶是非,每个人都面临抉择一个救赎的机会,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我们还要对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不分族群、身份、体制内外都承担着一份责任,这也正是我向您向体制内同胞表达我的一点立场的原因。

                              此致

政祺!

                 许娜辩护人:谢燕益

                                                                             2021年8月23日

纠正违法渎职行为保障辩护权利紧急申告书

东城区法并赵军院长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谢燕益,受许娜及其家属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担任贵院审理的京东检一部刑诉(2021)Z79号破坏法律实施涉嫌案件许娜的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2021年5月8日,本辩护人将法定辩护手续即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提交给贵院刑庭主审法官白崇伟的书记员徐一微法官,嗣后领取了起诉书副本一份并进行了阅卷方面的交涉沟通。5月25日突然接到一位自称白崇伟法官助理的张姓女法官电话(84190276),她告知我需要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否则不能担任辩护人。

5月26日下午,本人携带多份近期参加辩护的高院、中院裁判文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材料专程前往贵院约见白崇伟法官,意图与其进行良好沟通依法解决辩护问题。白法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坚持要求本人去开具什么无犯罪记录证明,并且进一步要求还要开什么朋友关系证明,本辩护人在向其展示本人近期参与辩护案件的裁判文书后表示,要求开具无犯罪记录等证明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也有违司法实践中的惯例,根据最高院刑诉法的最新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辩护人仅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身份证明及当事人委托书,无义务提交其他任何材料。当然本人从善意理解法官核实辩护人身份法定职责的立场出发向白法官建议,如有必要,本人可以出具书面声明或配合法院对此专门做一个笔录。最终白法官未接受我的建议彼此存在较大争议,临别时我要求白法官立即将此事向院长作出汇报。与白法官见面后,为了解决问题,我又联系了贵院纪检监察部门的赵金迪法官(电话:84190295)向其反映该情况。

东城区法院作为首都一级法院,白崇伟作为贵院一位资深法官,应当知晓,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最高院关于刑诉法最新司法解释四十二条之规定;应当知晓,人民法院承担保障当事人辩护权的法定职责;应当知晓,司法实践中如何充分保障亲友辩护的惯例通行做法;应当知晓,对于公权力法无授权则禁止,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则自由的法治原则。应当知晓,本案作为一起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无论最终实体结果如何,人民法院对保障当事人辩护权及程序合法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知晓,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不但属于有罪推定思维于法无据而且有违法治文明侮辱人格;应当知晓许娜及其家属坚持由我作为其辩护人的立场不会改变,刑诉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聘请两名辩护人,当事人委托一名辩护人还是两名辩护人,当事人委托律师还是委托亲友辩护是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充分保障辩护权应以当事人意志为准而不能以法官意志为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当事人委托辩护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则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本人一向秉持与人为善的立场,认为自己有义务让赵院长您充分了解具体情况,也相信对具体情况的充分了解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本人认为,法官及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与当事人及辩护人对法律的认识理解上存在分歧很正常,如果经过充分沟通,明知法律规定仍然故意违法恣意妄为就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了,公然剥夺辩护权是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大家都知道,即使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大权时期都没有肆意剥夺辩护权,今天中央正在进行整风肃纪对政法队伍、司法机关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案尚未开庭法官即违法剥夺辩护权何以公正审案?如无法律依据非法剥夺辩护权造成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

贵机关作为许娜破坏法律实施涉嫌案件的审判机关,恳请你们履行法定职责依法纠正不法行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此致

审祺!

申告人暨许娜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燕益

2021/5/27 

纠正违法渎职行为保障辩护权利紧急申告书

东城区检察院并贺方检察长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谢燕益,受许娜及其家属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担任贵院起诉的京东检一部刑诉(2021)Z79号破坏法律实施涉嫌案件许娜的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2021年5月8日,本辩护人将法定辩护手续即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提交给东城法院刑庭主审法官白崇伟的书记员徐一微法官,嗣后领取了起诉书副本一份并进行了阅卷方面的交涉沟通。5月25日突然接到一位自称白崇伟法官助理的张姓女法官电话(84190276),她告知我需要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否则不能担任辩护人。

5月26日下午,本人携带多份近期参加辩护的高院、中院裁判文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材料专程前往东城法院约见白崇伟法官,意图与其进行良好沟通依法解决辩护问题。白法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坚持要求本人去开具什么无犯罪记录证明,并且进一步还要求开什么朋友关系证明,本辩护人在向其展示本人近期参与辩护案件的裁判文书后表示,要求开具无犯罪记录等证明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也有违司法实践中的惯例,根据最高院刑诉法的最新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辩护人仅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身份证明及当事人委托书,无义务提交其他任何材料。当然本人从善意理解法官核实辩护人身份法定职责的立场出发向白法官建议,如有必要,本人可以出具书面声明或配合法院对此专门做一个笔录。最终白法官未接受我的建议彼此存在较大争议。

东城区法院作为首都一级法院,白崇伟作为一位资深法官,应当知晓,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最高院关于刑诉法最新司法解释四十二条之规定;应当知晓,人民法院承担保障当事人辩护权的法定职责;应当知晓,司法实践中如何充分保障亲友辩护的惯例通行做法;应当知晓,对于公权力法无授权则禁止,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则自由的法治原则。应当知晓,本案作为一起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无论最终实体结果如何,人民法院对保障当事人辩护权及程序合法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知晓,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不但属于有罪推定思维于法无据而且有违法治文明侮辱人格;应当知晓许娜及其家属坚持由我作为其辩护人的立场不会改变,刑诉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聘请两名辩护人,当事人委托一名辩护人还是两名辩护人,当事人委托律师还是委托亲友辩护是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充分保障辩护权应以当事人意志为准而不能以法官意志为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当事人委托辩护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则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本人认为,法官及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与当事人及辩护人对法律的认识理解上存在分歧很正常,如果经过充分沟通,明知法律规定仍然故意违法恣意妄为就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了,公然剥夺辩护权是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大家都知道,即使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大权时期都没有肆意剥夺辩护权,今天中央正在进行整风肃纪对政法队伍、司法机关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案尚未开庭法官即违法剥夺辩护权何以公正审案?如无法律依据非法剥夺辩护权造成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

贵机关作为许娜破坏法律实施涉嫌案件的公诉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恳请你们履行法定职责依法纠正不法行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此致

检祺!

   申告人暨许娜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燕益

                              2021/5/27

立即纠正许娜破坏法律实施

冤假错案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东城区法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局: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谢燕益,受当事人许娜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担任其涉嫌破坏法律实施一案的辩护人。本辩护人通过了解相关案情以及对相关法律进行分析,认为由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立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东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许娜京东检一部刑诉(2021)Z79号案件是东城公安分局、东城区检察院两部门基于对法律的错误认识造成的一场冤假错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你们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主动纠正冤假错案确保无罪的当事人许娜得到公正对待,立即依法撤销该案以避免你们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事实与理由如下:

众所周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二部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立案、起诉许娜是由于其修炼和信仰法轮功。诸如此类案件一般仅仅由于当事人修炼法轮功或者由于这个群体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非法打压迫害后向社会申冤、维权、讲真相就遭到进一步的打压迫害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由于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缺乏法律依据,并且为达非法目的从一开始就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故意错用法条即刑法三百条造成大量信仰冤狱。肇始于1999年持续了近21年一场专门针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迫害运动,如果最初还不为人所知的话,近年来,这一真相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为海内外全世界人所共知,其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后果难以估量。这场迫害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国家的意志、法律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而是个别人的意志,我们需要将个别人的意志与国家意志、法律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加以区分,个别人的意志不仅不能代表国家、代表执政党而且可能因其违法性是反国家、反党、反社会、反人类的。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因为个别人的错误而承担如此大的代价。我们每一位社会公民、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不仅不应该执行个别人的错误意志,而且还有义务、有责任坚决与这种错误意志、错误行为作斗争,以捍卫国家的正当意志、法律的正当意志、执政党的正当意志,坚持原则,不跟反法治、反国家、反人类的恶行站在一起,如此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法治以及维护执政党的权威。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一名党员应当好好学习一下宪法、党章,以及文革结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决议,看一看历史,看一看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

过去二十年间,各地公检法在处理法轮功案件时根本没有像通常那样按照一个常规的刑事案件来加以对待。在法轮功蒙冤的一个个案例中,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司法中立等法律原则一概不被适用,与此相反,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大量法轮功学员仍被定期抓捕、被枉法裁判制造冤狱,千千万万的司法冤狱被持续制造。

与此同时,这场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世所罕见的一场戕害人权、群体灭绝的严重反人类事件。中共十八大之后,尽管这场丧尽天良的迫害行径仍然得以延续,但是辩护人认为,从一般人性来判断习近平先生不可能愿意背上这笔历史的债务。辩护人认为,习近平先生以及更多现任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会越来越深入了解其事实真相,所有人会越来越看清此类案件的本质。不管过去如何,从今天开始,这场迫害必须被正视,必须尽快停止下来,它需要体制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让非法迫害的行为得到及时的关注和纠正,辩护人不相信现任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谁会心甘情愿背上这样一个残害百姓、荼毒生灵的历史罪债。虽然二十年来由于少数反人类的邪恶犯罪分子把持政法大权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大量法轮功学员的冤假错案,但近年来“法轮功”案件从普遍重判向轻判进行无罪化处理是个发展趋势,并且在本案发生之前各地出现诸多法轮功案件审而不判、发回重审、免于追究刑事责责、不起诉、撤销案件、无罪释放的案例,充分彰显了人性良知的日益觉醒。

众所周知,政教分离是一项通行的国际准则,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包括保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内容。世俗权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不能对公民信仰权利予取予夺。由此可知,任何处置宗教信仰的法律政策自然因其违宪性而失效;众所周知,由于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缺乏法律依据和相关标准,以刑法三百条所谓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抓捕、起诉、审判法轮功学员是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众所周知,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以前只是学法练功并没有向社会散发传播资料、讲真相的现象,而1999年之后,由于他们遭受了各种诬蔑和打压迫害(比如央视炮制天安门自焚假新闻以及各大官媒铺天盖地对其妖魔化指斥其为邪教组织等等)并且以劳教、判刑、洗脑班、酷刑等各种手段打压迫害信仰者甚至时常出现致伤、致残、致死的现象以及活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了申冤与反迫害他们不得不走向社会,告诉不明真相的世人他们不是邪教组织,他们是好人,他们遭到了诬蔑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遭遇与不公。在这一过程中,镇压与迫害是起因,申冤与抗争则是被迫的回应,他们之所以要到社会上去发资料、讲真相,是因为迫害在先,并且迫害的现象十分普遍极其严重。

众所周知,镇压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和政治上的原因,1999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为了巩固和延续其权势地位利用手中权力发动一场全面镇压、迫害法轮功群体的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专门成立了镇压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即所谓的反邪教办。而江的党羽以及大量体制内公职人员或者慑于江的权势或者基于既得利益、政治风险的考量紧跟政治形势利用手中权力谮越宪法、法律,统驭公、检、法、宣传等国家机器大肆抓捕、迫害、诬蔑法轮功学员。一场空前惨烈的镇压与反镇压、迫害与反迫害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

众所周知,二十年以来,法轮功群体面对肆意剥夺其信仰权利对这一群体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压迫害、群体灭绝的遭遇,他们的不平和抗争应是作为一个人来讲的正常反应。他们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多年遭遇的不公与迫害导致个人及家庭陷入极端悲惨的境地,但是他们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苦难和悲惨命运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不适当的行为,比如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报复社会破坏社会秩序、采用暴力等手段对抗政府进行过激违法犯罪行为等现象,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还愿意找律师辩护,对我们的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还寄予了希望和信赖、对法律还有着某种信任对人性和良知也有期待。(我的法律同仁们应该注意到,近年来全国各地暴力恶性事件逐年增多,而与此相反的是:尽管由于个别当权者的错误,自1999年以来全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残酷迫害与镇压,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离失所,但他们对这种不公与残忍仍然能够以和平、理性、忍让、克制的态度回应之,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依靠对信念的执守,相信善的力量,可歌可泣的和平申冤与抗争,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不明真相的人们,法轮功不是邪教组织,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法轮功是被人诬蔑的。即使承受着自己、亲人和同胞们被多次制造冤狱、亲人同胞们被迫害致死、致残乃至被活摘器官等种种难以想象的苦痛,承受着生离死别、千古奇冤,但仍然坚守信仰相信正义必胜,从来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与不公而采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鸣冤雪耻的事件,这是一种怎样的舍身救世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大慈大悲情怀?)如果非要说法轮功学员有罪那只有“腹诽”“言论犯罪”“思想犯罪”、“表达犯罪”、“捍卫信仰、尊严、生命与基本人权犯罪”。很明显,法轮功学员不是侵犯者而是受害人。

众所周知,从法轮功信仰者持有或者散发的资料内容来看,即使这些物品被传播散发出去也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这些物品大致涉及到三方面内容:第一、出世的意识形态理论、超验的世界观主张,在法轮功信仰者看来,这个世界分多个层次,多层空间世界由神佛主宰。这些信仰层面的问题人生观的问题由人自己选择对现实社会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对他们多年来因信仰遭受的不公、被妖魔化加以澄清披露,比如法轮功信仰者认为天安门自焚是制造出来的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法轮功习练者是好人而不是什么邪教组织等等,这些内容也不可能对社会有丝毫的危害性。第三部分,无外乎涉及到对执政党、政府的一些谩骂、批评、历史评价,首先这些批评、谩骂为何发生有没有值得反思警醒的地方是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这些谩骂、批评、评价客观不客观对不对暂且不论,尽管辩护人反对极端的情绪化的言论,但即使是极端的谩骂、批评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并且绝不属于刑事处罚的范畴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其实从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发动全面镇压法轮功运动开始,对于执政党来说就将必然酿成文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错误。当初当权者完全可以选择以法治的方式而不是以斗争哲学搞运动的方式来对待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假如当初面对法轮功上访,如发生冲击国家机关、打砸抢烧、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现象则完全可以按照现代的法治理念将违法者绳之于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运动方式加以对待,如果当权者选择运用法治的手段处理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则师出有名,谁都无话可说,并且始终占据道义高地。当权者依据宪法法律正当行使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秩序依法处理自然无可厚非。可遗憾的是,当权者自恃手中的权力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谮越宪法、法律发动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政治迫害运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人道灾难,也导致当局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深陷罪恶泥沼当中。     

早在2010年前后,辩护人在给法轮功学员辩护时就明确提出了:“对待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违背历史潮流将会带来更大的人道灾难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至今辩护人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并且还坚持认为:“法轮功冤案不平,国难未已!”因为大量法轮功冤狱的系统制造不单影响到千千万万法轮功信众及其家庭的命运而且长久以来它直接侵蚀摧毁了中国整个司法系统得以维系的合法性基础和任何进行良性改革建设的可能。   

二十年以来,全国上下司法工作人员或者明知法轮功当事人无罪但慑于当权者的权势或者对刑法三百条罪名存在错误、模糊认识,滥用刑罚处置法轮功信仰者、申冤者,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对法轮功的镇压与迫害无异于消灭良善、对人性开战,这场运动严重毒害扭曲了正常的人性与道德,与此同时,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始终存在着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正考验着每个人对于是非善恶、正义邪恶的选择与立场!这件事情同时也必然与这个时代的变革,这个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联。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法治建设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即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应该说才刚刚起步,社会上下的法治观念还十分淡薄而专制思想则根深蒂固,加之一些当权者、既得利益者的倒行逆施,权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由于这些历史和个人的原因,这场人为制造的冤狱也造成无数当权者、司法人员为违法行为背书,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那些主动的违法者还是被动的违法者无不担心,如果真正贯彻法律的意志,势必影响到自己的现实权力、地位、利益乃至受到清算,因此使得大量法轮功冤狱无法翻转,冤狱仍在被不断维系制造当中。

毋庸讳言,面对法轮功冤狱终将有一天得到纠正并且这一天正在日渐迫近的形势,有人想继续把法轮功案件政治化,意图延续对法轮功群体的非法迫害,绑架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让体制内更多同僚背上历史债务,如此一来那些制造冤狱背上历史债务者才会有安全感!  

辩护人认为,立即纠正这一历史错误才是明智的选择,无论如何,无辜的百姓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常识判断,不排除当前的执政者愿意切割历史包袱,与此同时也不难想见,过去二十年间已有千千万万的体制内官员、公检法干警背上了历史债务制造了大量的信仰冤狱,导致一场空前的浩劫。警察系统、司法系统乃至整个国家机器为法轮功冤狱背书,被这个政治错误、历史包袱所挟持绑架达到不堪重负、积重难返的地步!

辩护人也注意到,针对法轮功问题2017年初,两高新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文件明确废止了1999年及2001年的两个司法解释,相较于后两者而言,这个文件大大提高了抓捕、起诉、审判法轮功的门槛,这或许为解决该历史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契机,仔细研读这个文件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对待法轮功案件能不抓就不抓,能不捕就不捕、能不判就不判,其文件的精神实质就是:“停止迫害”四个字! 

纠正这一历史性错误无疑极具挑战性,必然会遭遇诸多困难和阻力,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努力,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权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让普世价值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上来看,那些作恶者从起初的气势汹汹、肆无忌惮到今天的讳莫如深、回避与恐惧,作恶者也自知罪责难逃!我们不难发现,停止迫害,彻底纠正这一历史错误,不仅是一件得民心、顺民意的正义之举,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还低估了人民的普遍觉醒、低估了现行体制内坚守良知的法治力量、正义力量、低估了海内外全人类的进步力量!无疑这是一个人性觉醒、神性复归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看到少数既得利益者反法治、反正义、反人类的邪恶势力日益陷于孤立和挫败当中,毕竟大多数参与的司法工作人员都是被裹挟进这场运动当中的,应当说,过去制造法轮功冤狱的主要责任不在基层,而今天则不同了,自今日始,只有勇于直面错误纠正错误,弃恶从善才有未来!

对于当权者来说停止迫害走向和解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摒弃斗争哲学用爱与善意化解仇恨、苦毒才可以摆脱互害的社会现状避免社会陷入无序动荡的深渊,中国全社会需要一起面对这个挑战,以开启一个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的崭新前景,共担人道使命! 

毋庸讳言,伴随而来的这场时代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信仰的较量,是非、善恶贯穿于始终!近二十年来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与反迫害已经越来越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和全球意义,它已不单单是个别人、个别群体(法轮功)的事情了,它关乎每个公民的生命与尊严,关乎每个公民的抉择与立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尊严与未来!这是一场和平与暴力、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奴役、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在这场较量当中,可以确信的是,人心向善、人们对于光明前景、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这一人性的普遍诉求决定着,真善美爱作为普适价值的信仰将会日益彰显与坚固起来!无论是谁?即使恶魔也时常装扮成正义与良善的形象。是非善恶就在你我心中,人心所向的普适信仰把大家联结在一起,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不但可以彼此验证而且可以收获喜悦,凭着它,人们不再恐惧,无往不胜!    

               许娜辩护人:谢燕益

                                        2021年8月23日

责任编辑 知秋

覃永沛8.19.律师会见情况通报


覃永沛提出,如果法院近期开庭:
1、要求全国人大委员长来旁听,检验广西南宁的执法情况,是否全面依法治国。
2、覃永沛的举报材料作为证据,在被扣电脑和手机里。
3、所谓秘密卷宗必须给他的律师复制
4、公开开庭,不能限制旁听人数。
如果法院不同意,他就不开庭。

母亲已经去世了,他最大的后顾之忧画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 知秋

申请《民法典》进监狱

投诉南京监狱不收家属邮寄书籍又不给被关押人爱看书籍的涉嫌精神虐待行为和申请南京监狱从监狱图书馆给余文生律师选《民法典》《歌词》二本书看申请书

尊敬的南京监狱:
祝永宏监狱长:
您好!
我叫许艳,是余文生律师妻子,从2021年3月,探视余文生律师后,得知,余文生没有爱看的书籍,给他一本穿越小说看,他说他不爱看,说实话,我现在都看不了这书。许艳,在2021年7月20日,现场探视时,带去二本书《民法典》、《爱看老歌歌词》,可是,当天,警察无论如何都不收,可很多其他的看守所和监狱,是收家属送的书籍的,我非常不理解南京监狱行为。7月20日当天,许艳,从南京现场邮局邮寄,书在7月26日被退回北京。当天,许艳从北京继续通过EMS邮寄,因为退回理由是地址不对。没有想到的是,8月8日,快递继续被退回北京。

    法律规定,要让读书,南京监狱没有拿出不收书的法律规定,也没有拿出不收书的内部规定,拒绝收书,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剥夺侵犯当事人和家属法律权利,深深伤害老百姓内心的不人道行为。南京监狱警察说,南京监狱有图书馆,而且书达到数千本,可以自己去选书,余文生律师从6月10日至7月20日,约1月10天时间,才被放风一次,他可以自己去图书馆选书看吗?如果可以的话,不相信,数千本书中没有爱看的书。监狱图书馆不是为了摆设,应该真正让被关押人从中获利,学习进步。许艳,也会在9月16日家属探视日时,继续带这二本书给余文生律师,请南京监狱拿出不收书的法律规定,保障当事人和家属这一法律权利。

      特此:
     许艳对南京监狱不收家属邮寄书籍,又不给看爱看书籍,涉嫌对余文生律师精神虐待进行投诉控告,要求南京监狱立即依法和人道的处理和纠正。
     许艳申请南京监狱立即从南京监狱图书馆中,找出《民法典》、《歌词》二本书给余文生律师看,依法和人道的履行监狱与警察的职责。

          此致

南京监狱

                申请人:许艳(余文生律师妻子)
                   202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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