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方式殉道

2021年7月23日,遭中共长期迫害的著名公众知识分子李悔之(本名李立群)先生,以死抗争,昨晚服剧毒农药自杀,家人送医抢救无效,于2021年7月23日上午8时53分去世。
李悔之(本名李立群)不堪中共长期监控迫害,于7月22日留下遗书自杀身亡。李悔之是大陆著名政治异议人士,是“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多年来发表了大量批评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文章,胡温时代曾被评为“全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中国百大名博主”等称号。习近平主政期间被列为“部级”维稳对像。李悔之在《我的遗书》中,详细阐明了自己以死抗争,自杀殉道的全部心路。
附:李悔之:《我的遗书》
胡、温时代开始,本人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公平正义,批评诸种弊端,力推体制改革……屡屡被评为“全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中国百大名博主”等称号。然而,自从换届后,特别是“伟大的中国梦”之后,言论空间愈来愈逼仄。到2017年“十九”大,我突然被列为“部级”维稳对像(是惠州市“唯一”——多位国保告诉我这一“荣誉”)。而且是广东惠州市和河源市两市“共管”,因我户口所在地在河源龙川县,所以我回龙川时,由河源龙川县国保负责监控。由于我极少回老家河源市龙川县,平时监控主要由惠城区国保大队负责(市国保在重要节日节出现一下)。电话受监控,我到外地,或外地朋友到惠州探访时,皆须向国保部门“说一声”(有数次外地朋友来惠州邀我吃饭受阻)。
2020年3月,本人因患脑溢血成为“二级残疾”、走路要靠拐杖辅助的情况下,我曾多次指出要求能否解解除监控,城区国保如实告知:他们会向上面汇报我的请求,至于何时能解除,他们无权作出决定。
今年6月19日下午,城区国保徐指导员带市局国保大队覃副大队长、黄教导员(女)来我家中“拜访”(估计是为建党一百周年前来),我再次提出:本人患病在身,为后患症所困,已无能力“反党”了,监控能否解除?回答仍跟去年一样!
建党100周年的前两天,即6月29日上午,市国保大队姜大队长,以及覃副大队长两人又来家访(显然是为建党一百周年再次前来),姜大说很久没看望“李老”了……我又提出何时能解除“处遇”问题,他也没正面回答此问题。
无论在国内、国外发文,我都署以真名实姓;举凡撰文内容,皆在宪法允许范围内,立足于建设性批评,素无偏激极端之言,缘何几年成为部级“维稳”对象?……去年在身患脑溢血后,我已一年半时间没有发表过任何批评性意见,但凡节日,监管却没降还升——今年“七一”前,惠州市国保大队覃副大队长及黄教导员先后主动要加我微信(之前,只有城区国保大队周副大队长和徐指导员主动加我微信),“七一”之前两次“慰问”,7月16日上午,城区国保大队周副大队长又来电“谈心”……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什么可想而知。
古贤一再教导统治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而今呢?执政者不是用对话的方法坐下来好好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批评,而是动用国家专政机器,釆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使得知识分子纷纷屈服于现实之下,无言再敢上书言事,无人敢发表异议意见,整个国家万马齐暗,庙堂之上一片佞媚阿谀声……把“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结果是把批评者、异议者关进笼子里!
我希望看到的是:执政者能心平气和坐下来听听异议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不是总看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上门……伟大领袖说:“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既然有左中右,怎能永远用国家机器弹压一方?总是让政治立场相左一方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贵党专政已经七十年了,“七一”讲话,让人强烈感受到的是向原教旨的大回归,上层建筑的“与时俱进”变成了“与时俱退”,让人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难道,这就是生为中国人的不幸和悲哀???
“七一”也是一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盛宴,它令人想起了狄更斯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能走的都去美帝大加拿去澳洲了,剩下不能走的只好“一心跟党走”了……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历史当然就虚无主义!……
没有人能看清前途和希望!从来没有那样绝望过!当然,有些人还坚信“天会亮的”一一因为,他们小时候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看太多了……
说了十几二十年了,不说那么多了,说了也是白说!
作为肉体上每天都饱受脑溢血后遗症折磨的人,精神上还要经受生命不堪承受之重的重压,只好“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了。
本人今日“自绝于党和人民”,于惠州市囯保执法人员无关——再次强调:自2017年以来,惠州市国 保大队、惠城区国保大队人员言行都很文明,素质都很不错,他们不过是执行上层命令例行公事而已,对本人从无不文明行为。责任在于他们的上层——他们应对我的死负责任!
我死之后,家人不要举行任何葬礼。骨灰要倒东江河,不要保留骨灰。
李悔之(李立群) 
2021年7月22

责任编辑 知秋

一个公民致湖南省国安厅的公开信

湖南省国家安全厅厅长、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局长:二位好,我是中国公民谢燕益,受当事人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担任长沙国安局负责侦办、长沙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的NGO组织长沙富能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颠覆国家政权涉嫌案件程渊的辩护人及其申诉控告代理人。由于该案被定性为所谓危害国家安全,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层面都不得不与二单位打交道。我在致函二位负责人之前,曾在百度上反复搜索查询了二位现任负责人的姓名及简历,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始终没有查到湖南省国安厅、长沙市国安局现任领导的相关信息。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向二位传递信息申明我的一点立场,并且我也毫不怀疑,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所作出的任何选择与决定、此案的最终结果以及功过是非都会记录在历史上。

2020年6月9日、6月10日,我陪同施明磊女士专程前往长沙与办案部门依法交涉沟通并就前期办案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检察机关以及省国安厅纪检部门进行了反映,本着尊重与信任的态度并以极大的善意及期待的心情,此前当事人家属施明磊女士、吴有水律师(吴葛健雄父亲)等以及他们聘请的律师亦曾多次前往长沙与有关方面进行相关沟通与交涉的努力,一方面迫切为亲人的安危担忧另一方面尽己所能向办案单位辩白陈冤。但令人遗憾的是,家属的努力不单受到办案单位的冷遇,而且三位当事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近一年以来,家属为他们聘请的律师至今未能见到当事人,办案及关押单位长沙市国安局、湖南省安全厅看守所以当事人自己指定了律师为名公然剥夺家属委托律师的会见权及辩护权。一个刚刚成年不谙世事的孩子吴葛健雄被剥夺人身自由长期关押面临颠覆国家政权如此严重的刑事指控竟然不愿意见他那精熟法律的老爸一面?这种做法让如此一桩煞有介事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情何以堪?

另外,自去年7月22日对程渊抓捕抄家开始后,其妻子施明磊女士在抓捕现场不但未能幸免于暴力对待,三岁大的女儿也遭到非法拍摄。程渊夫妇先后被以黑头套、手铐带走,施明磊女士在被审讯期间受到种种威胁恐吓,孩子至今对7月22日发生在父母身上的“灭顶之灾”心有余悸。嗣后,长沙国安局明知当事人无辜却仍对施明磊女士采取了监视居住、冻结银行账户、逼写承诺书等手段,并公然胁迫被关押中的程渊录制视频,在视频中程渊央求施明磊要照顾好孩子不要再管他的事,施明磊和孩子多次受到长沙及深圳国安骚扰。以株连、法西斯恐怖手段参与办案的人员包括长沙国安局林圣新、赵倩、张磊等人。

众所周知,程渊负责的长沙富能NGO组织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正如程渊本人多年来的经历一样,他不过是通过NGO或作为一位专业人士积极推动参与一些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行动、公益诉讼、信息公开、政策倡导,包括乙肝反歧视、艾滋病反歧视、残障人士反歧视、消除计划生育及户籍政策在就业、升学、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非法规限反歧视行动。这些行为都是依法公开进行的,一些公益行动甚至进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司法以及行政程序当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程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权益关注和人道关怀,种种努力也是关乎所有公民沦为弱势处境时的底线保障问题,事关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尊严及福祉。这个事业诚如那些有识之士所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取决于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我们无须赘言程渊他们的所作所为非但无罪而且有功,只愿在此申明一个尽人皆知的法律常识:“法无禁止,私权可为,法无授权,公权不可为!”

在我与长沙市检察院控申处夏处长、公诉处黄女士、湖南省国安厅纪检组李先生、张女士以及湖南省司法厅办公室唐主任、法援中心杨主任等的接触过程中明确表示,本案的发生完全是极左思维导致的。

责任编辑 知秋

刘少明的最后遗言

刘少明你算不算良心犯?一一我的遗嘱(但绝对是有案据可证的)我生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7月9日,八岁文革时,因叛逆在厕所里书写反动标语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兄弟俩与一干八十多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同台被批斗游行。因我兄弟二人的拖累,使父亲被降级限制使用,在小学初中校长岗位退休。(父亲四九年初参加民兵土改,五0年三月正试入伍注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注定了我一生特立独行的性格至今。五十多年来,我坐牢三次三罪名: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刑拘无数次。无悔!
为中国民主宪政早到来,为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这是我们最后的斗争,这个斗争中我们没有敌人。这个理念是在广场纪念牌上与晓波兄弟长谈后植入我心田理念至今。中国和平转型是符合中华民族最根本利益的,台湾做到了,大陆又未偿不可?
我深知,我的这个理念在圈内遭大多数人鄙夷,嘲笑我的天真幼稚,乃至视为变节……。为了这个信念,我依然在躬身前行,我可能有负各位同仁们的期望,但我决不会负我五十多年独自躬身前行的初心。一如既往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促成和平转型。但是,未来几年内我和我的家人可能将面临巨大的变故,为此,我提前写下遗嘱。我没有英雄情怀,也没有领袖欲望,只有一颗追梦五十多年前的初心。读到此文的朋友们,请你们见证历史。谢谢![抱拳]
刘少明2021年7月16日

责任编辑 知秋

余文生律师案情况通报


2021年7月15日,早上9:10分,许艳接到南京监狱电话,一位男士工作人员,告知我,南京因出现1例疫情,南京监狱7月份停止家属探视,我问,那什么时候让探视?对方说,也不太清楚,要看具体情况。
我的回答大概是,我作为老百姓,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护工作,我已经进行了核酸检测预约申请,我会进行核酸检测。火车票我也会买。家属探视,家属与被关押人之间是隔着全封闭式玻璃,走的通道也不是一起,是否让探视与疫情防护其实并没有直接影响,并不直接冲突。考虑到配合南京监狱疫情防护的工作安排,我也可以接受,由隔着玻璃探视,改为视频探视。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法律规定的每月一次的家属探视权。因为余文生律师之前约3年,几乎所有的法律权利都被剥夺了,现在身体出现多项疾病,我需要每个月看到余文生律师,了解他的身体情况。如果以疫情的原因,剥夺家属探视,这是一个没有期限的问题,或许之后几个月都可以以疫情为由不让探视。既然,国家、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工作,那就不应该剥夺法律规定的家属的探视权,至于,如何防护疫情,保障安全,那是南京监狱及工作人员考虑和协调解决的工作事情,请不要直接残酷的剥夺家属探视权,家人盼了一个月,才能探视30分钟,像我等有的家属,为了这30分钟,不惜往返约2100公里路途,身体和经济投入巨大,也不惜一切去探视,可见,这种探视对家人的重要性;家人被剥夺自由的残酷性;受到法律不公平对待的无助性。
所以,许艳,7月20日,一定会从北京到达南京,要求探视余文生律师,要求保障家属一个月一次的法律探视权。
请求南京监狱,能从法律的角度、从人道的角度、体谅许艳是因为经历丈夫余文生律师遭到太多不公,太多法律权利被剥夺,所以才一定要去争取每个月一次的法律探视权。请求南京监狱帮助,协调和解决7月20日,探视余文生律师的问题。谢谢。
7月20日,是许艳一人在南京,也请求大家关注许艳,关注是否能探视到余文生律师?谢谢。

                                      许艳
                           2021年7月15日

依法和人道 探视与呼吁

7月20日,许艳和余文生哥哥,一起去南京监狱探视余文生律师。许艳要求中国司法能依法和人道的立即释放余文生律师;这次去探视,许艳将要求南京监狱:对余文生律师右手颤抖残疾进行治疗、立即安装新牙、立即保障余文生律师像南京监狱其他被关押人一样,有打亲情电话权利、对保外就医申请给予书面答复.

对六四·八九事件的不同见解

北明:八九民运反思之辨(5)
—— 八九民运遗产「自由魅力与精神日出」

我不是基督徒,此文既不是为了传道弘法,也不是为了论证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我只是希望在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避免以愿望改写事实、用意志影响观察、把理想当作必然,来完成对事物的省察、诠释和解读。无论言论禁锢,还是价值取向,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陌生世界的经验性实证。——本文后记

全文提要:
引言
一,必须老调重弹八九历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三,“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
四,中外比较:八九民运达“和理非”极限
五,一孔之见:反思什么?如何反思?
六,苏联民运:权力集团内部改革力量
七,东德民运:跨越阶级光谱的底线
八,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自由弦歌
九,民情与离心:前东欧极权主义与中国极权主义之不同
十,八九民运遗产:自由魅力与精神日出
后记

十,八九民运遗产:自由魅力与精神日出

人类对于真理之领悟,只在稀有的一刹那,这领悟的一刹那却是永存的……
——林语堂

中国民族自古崇尚实用理性,吃苦耐劳、勤奋谦卑、省吃俭用、柔顺固执、麻木不仁、含蓄隐晦、因循守旧、知足常乐……所有这些“国”字型的品格,都是从现实碾磨出来的生存本领。这种状况也反映在西方人和中国作家笔下,从十九世纪的西方在华传教士,到二十世纪民国时代中国本土作家,在描述中国民族性情个性时,面面俱到,却均未提及这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生命对现实功利的超越性。这种千年以降的传统,固然与儒家的入世传统相关:“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过就如同犹太人被纳粹屠杀六百万之后,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一样,他们吵来吵去,吵的依然是上帝的话题(上帝对约伯是否公平?为何让他——犹太人——饱受摧残?),也如同俄罗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本土的东正教传统派与西化派之间的争辩一样,争来争去,争的依然是精神麦加问题(获得世界还是获得灵魂?),传统文化中的国人性格,子虽不语,不语的是怪力乱神;因为不能事人,所以进一步不能事的是鬼;生无所知,所以更不能知道的是死。怪力乱神、人鬼生死,都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因为不知,所以不提,而并非不信,也并非不承认其存在。国人不仰望星空,不是否认星空的存在,而是因为看不懂星空。

及至近代西马东来,中国易帜至今近七十年,强权不容任何“不语”“不事”的鬼、神、人、生、死这些形而上的话题存在,意识形态彻底异化为眼不见不在,耳不闻不存的唯物主义。一门心思修理自家田园的庶民,由此沦为“一九八四”红色庄园里的动物,基本生存的温饱成了生命目标。怪力乱神人生人死的形而上探索彻底出局,头顶的星空隐去,身边建立了安全的、四周封闭的槽圈空间。从前人们知道自己存而不论的东西一直在身边,在头顶,现在人们沦为动物般的存在,已经遗忘了自己所不知道的是什么、生命中的空白的是什么、失去的是什么。

这种彻底世俗化的状态,体现在所有相关的文论和记述中,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从自由世界到言论禁区,谈论中国问题,从经济到政治,从生态到心态,从历史到现实,从风俗到习惯,荦荦大观,却涉及国人精神层面的极少,只有中国当局的相关号召除外,他们的号召是“清除精神污染”(1983)。“人把什么当神,就呈现什么精神面貌”(史铁生语)。当全球(69亿人口中)84%的有宗教信仰的人类平日发誓、庭上承诺时要手按神的经卷时,七十年以前代槽圈里的国人发誓赌咒则习惯性地依凭一具肉尸——“向毛主席保证”,八十年代以后,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丛林中打滚,把钱奉若神明。

谁都知道,人类物种并非只是物理的、生理的、甚至心理的存在,作为高级生命物种,人的精神性存在,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中国的灵性被西方糟粕马列主义毒害再被

被柴米油盐酱醋茶阉坏了吗?作为民族整体,中国的人生难道只配在“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之间轮转,在毛泽东一穷二白的均贫穷或邓小平发家致富的求奢侈中循环吗?国人还有能力追问意义,关怀终极,追寻社会正义和真理吗?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皇城北京人们的性格几乎在一夜之间万古一新,这不是一个人的现象,不是几个人的现象,甚至不是某个群体某个阶层的现象,这是全体现象——如同神迹,环顾历史,思之惊诧。

这种变化首先起于青年学生群体具体的政治诉求,即刻跃变为整体民意出人意料的表达。

下面是我1989年4月22日夜晚在人民文学招待所附近新街口的亲历和感受:

大街上隐约传来口号声

奔出门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过游行队伍。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治学院、北航、民族学院、……队伍秩序井然,紧靠马路右侧,外围是手拉手的学生纠察队。毫无疑问,这既是出于维护交通的考虑,又可防止别有用心者混进队伍。标语口号表达了心声:“耀邦,我们来送您了!”“耀国兴邦、英名永垂”、 “打倒官倒、清除腐败”、“人民警察爱人民”、“爱国无罪”、 “我们要民主、要廉政”、“对话”……。

一幅巨大高耸的标语牌由十几名学生分组抬着,由远而近,上面鲜明醒目的大字宣告的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游行队伍都从这里通过。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浩浩荡荡。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年轻的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真正的“人”的大军。

Figure 7 1989年的“五•四青年节”,长安街被自由民主浪潮席卷,游行队伍不见首尾。 摄于1989年5月4号,选自《献给自由》(同上图)。

我冲出人群,站在远离围观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动的泪水。却发现朦胧街灯下,口号声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涌来另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人民。

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平日里事不关己的冷漠神情一扫而去。他们伸出V型手势向学生示意;举起自制小牌子“大学生万岁!”“你们辛苦了!”向学生致敬;他们和学生一起呼口号,并自觉地协助纠察队维护游行队伍的秩序。

“你急什么? 等这截过完了你再过”,一位中年人对一位推自行车的青年人说。

青年人更加抓耳挠腮:“我是想到马路当中送他们一程,这边全是人了,人行道骑不成。”

马路当中,正有一个庞大的市民群众自行车队与学生同行。

  “那也不行,你没见人家手拉手拦着哪!”

队伍接近西四,围观群众的情绪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学生。人们将人行道栏杆上的交通标语折隐前一半——“高高兴兴上班去”, 剩下后一半——“平平安安回家来”——高高举起向学生们示意。

人民是学生的后盾,是学生的家,这半句话寄托了北京市民的担忧和关切!

我跟随这支不见首尾的人流走到西单,已经人山人海。人们站在人行道、街道、巷口、商店,站满过街天桥、十字路口,挤满停泊路旁的公共汽车窗口,万头攒动,举起的手臂如林,镁灯闪开,口号声如大浪卷潮。

5月4日,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青年节日,进入广场的几个口都有警察拦路把守,汽车不准进,自行车、三轮车、平板车、童车……举凡有轱辘的都不许进。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徒步涌向广场,从几个路口鱼贯而入。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旗帜招展,字幅耸立,标语猎猎,另一部分“人民”大规模地出现了,他们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队伍、国务院下属部委的队伍、各民主党派的队伍。这些人中共的干部们年复一年出入刁斗森严之地,衣冠楚楚、举止娖娖、不苟言笑、四平八稳,今日竟从灰色形象中显露原型,走上街头“犯上作乱”,表达真实心声了。……

接下来的那天下午,整个广场人群突然向东面倾斜了过去!顺势远望,一个巨大横幅上 “首都新闻界”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是中国人中一组特殊的人群,他们被组织约束成中共的喉舌,谎言和洗脑的利器,这日他们几乎倾巢出动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记者协会……。他们举起的大幅标语一举否决了自己四十年的工作,消解了自己所经营的全部文字:“我们要讲真话,别逼我们造谣”、“开放报禁”、“新闻自由”、“新闻改革”、“我们不是传声筒”……。

八九学运以无以伦比的道义力量,开启了红色衙门这道铁幕,展露出诸多普通官吏的良知,但是最让我感动的依然是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他们的现身,展示的不仅是正义的政治诉求,更是这种诉求所激发的爱和责任。

静坐期间,北京市民自发地给广场学生送水送粥,绝食期间,他们日夜在广场外围守着学生;戒严令下达之后,他们挡在广场地铁站的每个进出口;戒严令执行了,他们分头到北京近郊去阻拦军车,5月21日,他们在丰台阻止了大约两百辆向北京行驶的军车。不仅拦车,而且给被蒙骗的军人讲述几周以来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不仅讲真相,还给军人们送水送食物……。

我在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上,再度体验了人民仁爱、责任、天下一家的境界。广播车要号召人们阻拦进京的军车,我在广播站帮忙数日,此时与另一位女学生一起上车,继续肩起的播音员的职责。这辆中型面包车载着我们和播音器材从天安门前上路,沿西长安街向西到西单,再向南到宣武门,再向东经前门到前门东大街,经崇文门、东单绕回广场。车一上路就引来了大批骑自行车尾随的民众。《告全市人民书·保卫天安门》,广播稿每念一句都引起热烈的反响;每结束一次都引发爆竹般的掌声。打开车窗探头张望,就会听见下边群众的回应:“放心吧同学,有我们呢”,“我们这就去”,“决不让他们欺侮你们”;从车窗伸出手去,就会被许多手握住;向车外征集写文稿的笔,立即有数支笔从不同的窗口递上,接过一支,其他人依然说“拿着吧,备用!”打开敲响的车门,抱上来的是大箱饮料:“天儿热,你们放着喝。”军车强行向东进入西长安街时,他们在十里长街设置路障;装甲车冲击路障强行推进同时大开杀戒,他们以卵击石英勇抗击直至流血牺牲。

你可以找出无数个案,比如一向腼腆的作家徐星,突然跳上路中的隔离墩,独自喊出心中涌动的感受“大学生万岁”;路边的行人掏出自己仅剩的香烟送给陌生的同胞,人们自行车相撞对视一笑继续走路而绝不争吵,大街小巷的黎民百姓顶着日头拉着板车为广场学生送水送粥,历史博物馆台阶上人们相互学习使用毛巾和口罩以防瓦斯毒气,夜间地铁站里防守军人偷袭的人群哪怕听到一声梦呓,也会警觉地站起身严阵以待,全城市民无论在哪里,都像熟识的老友一样彼此传递信息,相互报告情况……。他們與學生素無交往,却为之承担风险,犯难维权,舍身护法。他們互不相识,却彼此信任,心心相映,连袍结义,共处安危。一盘散沙、人人自危、遇见他人困境绕道走的人们,那时焕然一新为万众同心,高尚正直、自由勇敢的群体。

CNN驻北京记者麦克·奇诺伊和他的同事全城全程经历报道了八九天安门运动,他在自己的回忆中明确地记录了中国人的风貌、性格的变化。

中国十几个其他城市声援北京民运情形大同小异。——这不是我从前身在其中的民族,

这是一个我不曾知道此也未曾遇见过的民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他们一反终生为伴的冷漠、卑微、怯懦、猥琐、复杂、精明、算计,转而为热情、自信、慷慨、单纯、勇敢、善良、悲悯、明是非懂善恶、敢于主持公道,富于牺牲精神。美国当代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四十年代提出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论及人类从生物性到精神性发展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层次,说人抵达最高层次、满足了自我实现需要的时候,展现为一种“高峰体验”。他描述说,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有责任心,更具有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更能主宰、掌握自己的命运,更践行自由意志。高峰体验时期,人最大限度地摆脱了阻滞、被动、畏惧、疑虑、控制、自责、谨小慎微等负量,在行动上更具有自发性、表达性、纯真性,即正直、天真、诚实公正、坦率、不设防,人更加自然放松、简单诚恳、淳朴奔放…… 。马斯洛描述高峰經驗是一种“罕见的,激烈的、广阔的、深刻的、令人振奋的、有益的、让体验者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感知,甚至会发生神奇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民众的表现,以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来描述,几乎完美。不过如我前述,这不是马斯洛所言的个人的高峰体验,这是整个北京民众的高峰体验,以我的有限见识,这种情况,在人类各民族历史上均未出现过,这是一个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奇迹。

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距我们最近元明清三代王朝古都,更是当代政治文化中心,有八九民运期间全国声援北京的其他十几个城市相同的民风为证,我有理由认为北京民众八九民运期间的作为,代表中国民族从未显露过的一种心灵特征,这是古老中国长久厚重的文化心理阴霾之中,这个民族的一次罕有的精神日出。

马斯洛指出,在高峰体验出现之前,人需要满足由低级到高级的几种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需求,才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然而八九民运期间的北京人民并未获得各个阶段的满足,他们忘记了自己生理上衣食饥渴的需求,忽略了自身的安全需要,他们成为他人的归属并爱人如己,他们自重重任人,可谓一步到位实现自我……。“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描述那些满怀理想主义、献身抵抗沙皇专制的俄罗斯贵族青年时的问句和描述,这些如箴言般亲切庄严的话语,百年之后换置为八九民运期间的中国人,相当合适。

究竟“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使他们一举突破个体人生所需要的所有基本需求,一步抵达人类最高精神层次,一扫平庸一生的埋汰,爆发出璀璨的人性之美,一举完成从依附人格到独立人格的转换呢?

我认为直接的原因是自由,是自由的实现,是以赛亚·柏林所论述的免于他人干涉的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实现,在八九民运中体现为宪法赋予的集会与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这种自由的实现从大街上、标语中、游行队伍里和广场的人山人海中,出其不意地打开了一道门,这是一道因恐惧而被迫长久关闭的个体心思之门,这扇门一开,人们看见原先彼此陌生相互防范的他人与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是一致的,而且与自己同心同德的人数是如此众多,排山倒海!原来大家都渴求社会公义而不满现实,都感佩于学生上街并支持他们的诉求,都疼惜学生绝食之举而失望于政府的冷酷无情,都对戒严令感到愤怒而希望去堵住军车……。彼此的看见和前所未有的认同,瞬间消除了孤独中的恐惧,增长了行动的勇气。而面对共同目标,人们瞬间就默契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体,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识和责任心——虽然这依然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但是他们无形中被共同的利益、价值和目的凝聚在一起。

无论十九世纪以全面描写《中国人的素质》闻名世界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rthur Henderson Smith),还是二十世纪以深刻同情笔调描写《吾国吾民》而轰动西方的民国时代中国本土作家林语堂,包括本世纪八十年代自我批判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台湾作家柏杨,都没有机会看到中国人如此非凡的风貌。作为诚实的观察者,假如他们身在八九民运的人山人海之中,绝不可能对这罕见的、沧海桑田的变化无动于衷。虽然如此,明恩浦在言之成据地描述了中国人的许多负面性格特征之后补充写道:“这个古老的民族拥有无可比拟的忍耐力,一定是用来完成更为崇高的使命”,他把中国人忍受苦难的能力视为上帝的恩赐,他认为这个民族“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这个未来是以上帝恩赐的忍耐“并加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的。而林语堂在认可“中国人一切都是缺点”的同时,不约而同也用“非凡的活力”形容国人的潜力,说中国人“有一种优越的生活本能,一种战胜天然之非凡活力”,他认为中国人能“秉持一种可怕的幽默,与近乎犷野的沉毅气态,冒万难而前进;千辛万苦,最后卒能拨乱除暴,以自复于常轨”,他们能最终能渡过战争叛乱、玷污、贫穷与饥馑而永生。

自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一出场,就激活了上述生活在中国前后两个世纪的中外观察家不约而同注意到的那种“非凡的活力”,它是借助造物种植在人心中的仁爱、尊严与社会责任被激发的。八九民运证明,长久的奴役还没有来得及毁灭这些品格,被数落、责备、咒骂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历经49年以后40年的杀戮、奴役、欺骗与阉割之后,心中良知的圣火仍在,心底那些人之为人的高贵品格虽然被掩藏、被冷冻,但是还没有被消解。对于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而言,这就是希望所在,这就是明恩浦所言“完成更为崇高的使命”和“有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依据,这也是林语堂所言的这个民族“最终能渡过战争叛乱、玷污、贫穷与饥馑而永生”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九八九民主运动,正如失败的1956年的匈牙利自由运动、1956波兰波茨南抵抗行动、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样,将永久被历史所纪念。

从4月25号胡耀邦去世学生起事,到6月4号中共开枪镇压,正好七周,七个七天。在人类文化中“七”是一个有意味的数字:北斗有七星,彩虹是七色,月半至月圆是七天;中国古代历法有28宿“七曜”说(日、月、火、水、木、金、土),释迦牟尼出世“七步生莲”,易经中“七”是宇宙循环之数;先秦“魂魄聚散说”以七日为计,瑜伽学说中往生者阴间求生以七日为一期,道家炼丹拜门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中国民间祭丧有“做七”习俗,来自北朝“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以及而后的“虞祭”。西方不例外:古巴比伦将七日定为一周期;基督教犹太教上帝七天创世,第七日定位圣日;全球通用历法一周为七天;天主教总结人的原罪有七宗,人在六欲中有七情,人类美德公认七种,地球七大洲,战国亦七雄,西方古典音乐七个音阶,“七”在西方普遍被视为是幸运数字,东方日本“七”也是幸运征兆……。人类十进位制的每个数字都有说法,但“七”玄机暗藏,源于自然界天象学和宗教界创世说,演为不同民族的相似习俗,影响神秘深远。

自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四十年。“四十”这个数字与自然和习俗均无关,却在上个世纪被人类赋予了宗教与政治意义:1982年9月的一天,德国莱比锡弗瑞尔牧师在圣尼古拉教堂点燃了40支蜡烛,他的依据是,上帝让逃出埃及寻求自由的希伯来人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然后才进入应许之地,四十成为一个命运转折的期限。自从点燃四十支蜡烛的9月20日起,他要带领信众每周一为和平与自由祈祷,直到自由降临。这个活动在东德建政第四十年的1989年9月增加了一个项目,在祈祷后走出教堂到街区游行。结果,就在这个活动持续到东德建政第四十年零一个月的时候,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坍塌了。柏林墙象征欧洲极权主义,它的坍塌是世界自由与奴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结束的标志。接下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土崩瓦解,西方学者当时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历史在中国将如何终结?中国屠城的枪声平息后,医院的尸体未冷,胡同的血迹未干,楼墙抢眼未除,北京街头的百万民众如同瞬间钻入了地下,从广场、街上、桥上桥下、胡同口、窗帘后……完全销声匿迹。皇城北京恢复了往日的铁幕风格,车辆如被驱动的甲壳虫,行人面无表情,自行车机械地行进,一切一如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一年的中国日历压根没有了4月25日到6月4日这些日子。审查开始后,除了少数被离职处分,人人都没有上过街,个个都不是动乱分子。此前突然爆发的自由热烈、仁爱温暖、抗争奋斗的罕见街景和中国民众人格气象一夜间消失殆尽,如同它的突然出现一样不可思议。

我无意神秘化中共建政四十年之际,中国民众爆发并延续七周的璀璨人格和精神魅力,但它很难不使人想到七个七天之后,四十年的专制奴役制度在其原产地德国和欧洲本土烟消云散,却在东方中国持续下去。这究竟是怎样的征兆?上苍想要给我们什么启示?

可得宽慰的是,在旋即开始的大规模的清查中,除了运动期间潜藏在公知群体中的国家密探,极少有八九的参与者举报他人、出卖良心——仅仅在20年前,夫妻、师生、师徒、同学……之间还大兴告密之风,被民国时代的过来人斥为中华民族道德堕落的标志。八九六四之后,在枪弹镇压、监狱关押、逃亡流浪的红色恐怖中,人们用坚韧的沉默,守住了道德底线,维护了八九民运精神的伟大和人格的高尚。

后记

我不是基督徒,多年以来,一些中国基督徒的傲慢与蛮横接连不断地把我“绊倒”,另一些基督徒周日去教堂忏悔是为了周一接着犯罪不受罚让我远离教会。我也不是“唯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观点的持有者,政治文明国度如台湾、日本、南韩,菲律宾,都不是基督教国家,那里的民情是东方文化造就的,而我们的民族,在秦政以前,有古代周制文明传统和原教旨儒学思想资源,近代也有过(不幸被抗日战争中断的)现代雏形初具的民国“黄金十年”之盛。我不认为唯有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文明的通衢,条条大道通罗马,日本的政治文明转型是在侵华战败之后,本土的外国军事压力之下被迫完成的,二战结束迄今七十多年,证明完全成功。美国独立战争则是另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成功的例子,潘恩此前号召美国人民拿起武器抗击英殖民主义者,他的《常识》曾经传遍美国大地。因为有奋起抵抗的历史和传统,美国人骄傲地说:“你永远不会看到来自美国的难民:当麻烦来临,我们不逃到别的国家,我们擦掉枪上尘土去解决麻烦。”(You will never see refugees from America. When things turn to shit, we don’t run to another country. We dust off our guns and fix it.)

综上,此文既不是为了传道弘法(再说我也没有那样资格),也不是为了论证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观点。我只是希望在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避免以愿望改写事实、用意志影响观察、把理想当作必然,来完成对事物的省察、诠释和解读。“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索尔仁尼琴语)。无论言论禁锢,还是价值取向,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陌生世界的经验性实证。

世界上有两种职业必须以尊重事实为前提,即学者职业和记者职业。我对事实抱有学者的虔诚和记者的洁癖,我努力强迫自己观察它们,了解它们,看不清楚时,我伸手扒拉它们,无论它们长成什么样子,发出什么气味,可能把我引向哪里。我深信这是研究问题,解读重大现象最重要的案头工作,也是客观分析事物的前提。美国当今思想界建树高阔的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因为走出校园后接触到并诚恳地对待一些不合自己观念的事实,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者,里根也因为了解事实真相,从左派转变为保守主义者,这一类的转变多不胜数。“人们的见解和信仰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而是无意识地顺应别人向他们提供的证据。”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这句话从反面说明,那些证据,也就是被证实的信息和事实,可以驾驭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作为一个自命独立的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警示吗?

拒绝接受某些事实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把那个话题描黑后屏蔽掉。这多半因为不认同那个话题、反感那类事物。比如反感基督教对民主国体正面影响的话题,其理由是政教合一是民主的敌人,言外之意却是,这个话题有赞成政教合一之嫌。不过伊斯兰教国家除外,历史上,基督教文明的麻烦是皇权对教会的权威,而不是相反,例如东罗马皇帝对君士坦丁堡教会和东方基督教会的权威。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教合一,已是近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在我的有限视野里,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没有论述基督教现代治国资源的宗教社会学家及其著述,倡导政教合一。现实中,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对其民主制起到重大作用的国家,恰恰是宗教、政府两界联手,一致恪守政教分离,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对此有实地考察,在其相关著作中有专门的论述,我们在美国近距离观察到的情况确实如此。本文所描述的前苏联、东德和波兰三个国家,只有政治压迫宗教、剥夺信仰自由的倾向,教会没有掌握世俗权力的可能。反对政教合一,理论上原则上大好,但它不应被当作一个挡箭牌,挡住精神信仰之箭,抵御相关的经验性事实,把自己局限在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认知空间里。

此文起于对八九的不同见解,终于就事论事,原本是给我这样的非基督徒读的。本文提供的不是分析,只是现象;不是结论,只是事实;不是道理,只是信息。而已。

北明,2021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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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