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视频她知道是这个国家错了

216个视频,是中国律师常玮平在取保候审的10个月里录制的生活日记。他说他很珍惜每一个还能被看到和被听到的日子,希望探索一种还有价值的存在的方式。

今年37岁的常玮平,在2020年1月12日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天。之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取保候审,软禁在他陕西凤翔老家近10个月。

“我当然无罪。记录,就是我的态度。”视频里和生活中,他都多次强调。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研究这一阶段中国律师生存状态、法治及人权状况的调查提供真实资料。2020年10月16日的视频里,他罕见地发表了总结和声明,揭露自己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期间遭遇的酷刑:连续10天被铐在老虎凳上,不能睡觉,导致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至今麻木无知觉,每天只能吃一碗面条汤和一个鸡蛋大小的馒头,疲劳审讯,共做笔录16份。

视频日记在2020年10月21日戛然而止。第二天,他再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于2021年4月7日被逮捕,关押在宝鸡凤县看守所。

“我做的事情,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也是一个公民的社会义务,即便不被奖励,也不应该被如此对待。”常玮平在总结视频里说,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多,对波及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愧疚。

无力感,愤怒感,羞耻感。陈紫娟一口气说出半年来她与陕西省司法部门打交道的感受。

陈紫娟是常玮平的妻子。丈夫2020年10月22日再次被关押后,陈紫娟在推特、微博等平台注册了以常玮平律师的妻子为名的账号,声援丈夫,记录自己的维权遭遇。

“这些写着『人民』的机构部门,都无比宏伟壮观,可人民却连门都进不去。”陈紫娟和律师多次去陕西的公安局、检察院、监察委等部门依法控诉常玮平在此前的监视居住中遭遇的酷刑,被无视和驱赶。

过程中,陈紫娟加深了对丈夫的了解。在维权律师群体中,常玮平即便不是最温和的,也是十分温和的。他只是相信并且尝试通过个案维权,逐步有序地推进中国法治。

不是一个反抗者。常玮平多次明确自己的定位。虽然以维权律师自居,但他不仅关注政治敏感性的案子,还把更多精力放在维权圈里不太在意的性别歧视、就业歧视等公益案上。

2017年,青年刘元因体验出艾滋病被贵州茅台公司拒绝录用。常玮平作为代理律师,通过媒体动员获得公众支持。同年4月,又推动51名律师联署致信中国人社部和衞计委,建议删除《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里与“艾滋就业歧视”有关的规定,保障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平等的就业权利。

常玮平为刘元赢回了工作和精神抚慰金5万元。这个案子也成为2018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以来的中国平等就业第一案。

反歧视的案子既可以维护个人权益,又可以激活政府功能,逐步改善政策。常玮平发现这些反歧视案子似乎更能推动人们的权益意识觉醒,更加积极投身艾滋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性骚扰等案件中。

2018年,发轫于美国的#MeToo运动蔓延到中国。据端传媒记录,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10月媒体曝光的#Metoo案子就有36例。常玮平和几位女权主义者组成一个反性暴力援助小组,为幸存者提供法律援助。他成了维权律师中少有的公开站出来支持#MeToo运动的男律师。

后来,这个小组里多人不同程度上被失去人身自由。常玮平取保候审后重新加入,在小组打趣,“这个小组明明在帮人,罪犯成分却有点高,犯罪率都三分之二了。”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维权律师中,常玮平性别意识比较好,也算个另类。律师朋友小茗记得,他们同在的律师群里,每次有关性别的话题,总会有人去@常玮平,“这个问题,常律师怎么看?”有同行直接警告同行,“常玮平是搞#MeToo的,我们离他远一点。”

常玮平不在意,自嘲只是“底气不足的伪女权主义者”。他做过不少职场歧视的案子,了解性别歧视、性骚扰等给女性带来的不公和伤害。

2017年,厨师高晓应聘广州一酒楼时被以“我们只招男的,不招女的”为由拒绝。常玮平指出,中国家庭里大多是女性掌厨,怎么到了酒楼,就说女性不行了?这是职业歧视。刚好,高晓是爱做饭、能吃苦、还能回怼性骚扰的女权主义者,两人一拍即合,先是告了酒楼,后再告广州市人社保的不作为。过程中,常玮平认识了一群穿着“女权主义者长这样”文化衫的女权主义者,更加了解了她们行动主义理念。

2018年3月7日,《女权之声》遭遇封号。编辑熊婧找到常玮平,起诉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之后经常跟他谘询和讨论性骚扰案子。她看过常玮平对待幸存者的耐心,也读过常玮平写的“一个女人系列”文章,发现常玮平“是维权律师中难得能用心倾听女性声音的人”。

2018年7月独立记者黄雪琴因报导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张鹏性骚扰事件,被张鹏要挟控告名誉侵权。常玮平第一时间给黄雪琴发去信息,“要是你被告了,我免费帮你打。”

常玮平再次被抓后,20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权主义者把常玮平评为“#MeToo里的男律师”。办案国保(注:全称“国内安全保衞”,是中国人民警察的一种警种)多次提示陈紫娟,“常玮平时常住在别人家”,“常玮平和女权关系亲密”。后知后觉的陈紫娟说起来就笑,“他们想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但我从高中就认识常玮平,太了解他了,他志不在此。”

常玮平坦言,从维权律师转向更为温和的公益律师,一是法律空间被严重压缩,维权律师备受打压,曾经的维权方式不再可行,二是他看到维权圈某些言行举止并不符合人权捍衞者的要求,圈里的性骚扰、歧视、家暴等现象也让他反思圈子文化;三是,他承认自己怂了,并没有做好“将牢底坐穿”的思想准备,他希望守住底线的同时,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曾经的常玮平没有“怂”和“怕”的概念。在一分享会上,他坦言,即便2015年709大抓捕时近百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或传讯,他也没怕过。当时,发现自己不在抓捕的名单里,常玮平还“感到有些失落,似乎一向以来的工作不被党国认可。”

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同行好友冷林说常玮平是少有的“一踏进律师圈,就做维权律师”。

2011年,常玮平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13年,他取得律师执照。同年,法学家、宪政学者许志永和商人王功权等人提出主旨为“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运动,发起教育平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系列行动。运动刚发起就被中国官方严格监控和压制。当年,许志永和王功权都被刑拘、审判。

为了支持新公民运动,为被抓的公民提供开放的、协作式的法律服务,2013年9月,知名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提议成立中国人权律师服务团,开始风风火火地参与个案维权。冷林和常玮平同时加入,成为第一批的维权律师。人权律师服务团备受关注,一度成为人权、勇气、死磕的象征,最高峰时团里有三百多位律师。

冷林记得,2014年初他和常玮平参加律师陈建刚的孩子的喜酒会,维权律师就有六桌,一桌十人,集中了国内最活跃、最知名的维权律师。大家举杯庆祝律师团的壮大,要推动社会进步,“当时的我们都意气风发,根本不会怕,也没有怕的概念。我们热热闹闹地成立,光明正大地做事,多方协作,代理敏感案子,发表声明,开研讨会,签署联名信,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冷林说。

作为为数不多的八零后青年律师,冷林和常玮平看到那样的景象十分感动。性格里带着乐观因子,从未被残酷现实碾压过的常玮平更是如此。2013年初,北京公民李蔚因与律师丁家喜共同参与 “官员财产公示”活动,并积极组织公民聚餐、营救黑监狱里的访民、接受外媒采访以及组织申请游行示威等活动,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常玮平成为李蔚的代理律师。之后,常玮平介入了近十起公民和访民的寻衅滋事案。

“那时候公民还可以申请游行,可以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现在呢?”冷林感慨,“常玮平一踏入,就是维权律师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除了代理公民案,常玮平曾在2016年7次诉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还把陕西的农业厅、公安局、开发区、看守所、人社局、物价局等部门告了个遍,他自嘲“因告政府而恶名昭彰”。

最开始的几年,常玮平很享受做律师。庭下阅卷找证据,庭上据理力争。线下与同行激烈探讨,线上激情发文,利用自媒体获取公众关注。有些案子,代理费不过2000元,还覆盖不了他多次来回的交通费,他也不在意。2014年代理金哲宏的冤案,发现当时监狱要求两个律师才能会见在押者,他就自掏腰包,帮金哲宏再请了一名律师一起会见。

他还起诉过世界500强公司丰益国际旗下的粮油品牌金龙鱼和中央企业华润万家,因为在其宣传海报上“转基因大豆”几个字不够大,不利于消费者发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他起诉民航陕西机场公安局,原因是机场开临时身份证明要收40元,而同样的服务在火车站是免费的。这一告,虽然一审被驳回,但后来陕西机场取消了这笔收费。

运用法律是常玮平的谋生之道,更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香港资深记者江琼珠在《中国维权律师及其一伙》书中写过这样一个片段,2010年常玮平在北京准备司法考试,同乡到访,问他考律师证后做什么?常玮平说,给天安门的访民当律师。

风云激荡,一切如此热烈,又如此刺痛。2014年,常玮平参加“小河案两周年暨冤案申诉研讨会”,70多名律师与警察现场冲突,打了起来。他代理“访民张小玉被指袭警致死案”,因拒绝给警察提供他与张小玉的通话记录,先被警方留置询问,后又被以“涉嫌故意杀人”传唤23小时。1994年被认定为一强奸案杀人凶手的金哲宏坐牢20多年仍在申诉喊冤,常玮平接到案子后尽心尽力找证据,却被强行解除代理,之后仍一直推动着案子发展……他深切地感受着中国刑辩律师的困境。

更刺痛常玮平的是,他发现法律时常失效,司法机构无法为人民提供司法救济反而制造了大量冤案和访民。冤案背后大多是刑讯逼供,访民背后更是民间无处不在的不公和无处可放的愤怒。而应该扮演法治守护者角色的律师——却时常被当作敌人对待。

2018年10月,常玮平被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同年11月22日,常玮平所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按照中国《律师执业管理办法》,若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注销,需要在六个月内找到其他律师事务接收,否则律师证将被注销。

半年里,超过十家律所向常玮平伸出了橄榄枝。然而,每到去司法厅申请转所手续这一步,就遭遇挫折,要么是律所打来电话称“受到压力,不能聘请”,要么是开不出转所手续。

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陕西执业的律师表示,他们在饭局或司法局的小型会议上听过陕西省司法厅某工作人员说,就是他盯着宝鸡市司法局,处罚常玮平,注销立刚所。

常玮平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不断地对接新律所,同时向陕西律师协会投诉,也收集证据起诉陕西司法厅滥用职权践踏律师执业权。最强硬的对抗发生在2019年6月4日,常玮平在陕西司法厅门口绝食、静坐了一晚上,一边抗议转律所被刁难,一边纪念六四三十周年。

律师小茗至今都觉得荒谬,常玮平代理的案子都不是政治最敏感的,更多是反性别歧视、就业歧视的公益案,不属于“非要被处理的人”,怎么会成为司法局的眼中钉?最后还被扣上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她感叹,“只能说,一阵妖风刮来,常律师刚好在风口,根本没得选择。”

与常玮平一起代理过两个案子的冷林指出,常玮平十分较真,坚持程序正义,“他做案子是一定要把每一个法律程序都走完走尽的,有着太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估计得罪了不少人。”

2017年,冷林和常玮平代理一起香港商人郭桦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经济案。恰逢后雨伞运动的政治敏感期,这个案子受到诸多刁难。

冷林记得,他们要求会见经办警察被拒绝,开庭时又被逐出法庭,还差点被警察打。温和的常玮平展示了刚烈的一面,他把眼镜和文件夹往地上一扔,指着警察大喊,“来啊,你打我啊,没打死我啊。”

在另一个合作的案子中,合议庭上,常玮平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审判长突然离庭,毫无征兆。法庭上的人都懵了,常玮平很镇定,停下来说“等他回来再继续。”半个小时后,审判长回来了,常玮平又开始据理力争地辩。审判长看不下去,直接问他,“都什么时代了,还这么不听话,还这样抗辩?”冷林的解读是,709大抓捕之后,法庭氛围变了,辩护律师时常遭遇审判长的粗暴打断、无理指责,义正严辞的抗辩也已经很少了,庭审变成各方心知肚明的走过场。但常玮平依旧努力抗辩,让法官都觉得他傻。

冷林说,中国的刑事、民事是两条腿。前腿被打断了,后腿拖着身子艰难地走。案子只分是否触及统治阶层的利益,不触及,按照正常法律逻辑走;若触及,“门都没。”

这些年来,看着同行一个个被吊销执照,一个个入狱,又一一释放,再一次次入狱,冷林说,体制的维护者都被逼成了反对者,“或许,律师应该开始思考改变定位,现在没有体制内改进的空间了,要有准备,真的做个反对者。”

做维权律师越久,冷林越发绝望。常玮平也说自己越发绝望,“但他是虚假的绝望,他还是相信法治,把法律当真在践行,即便被监禁在老家,他还在尝试转所,以法律顾问身份援助案子。他内心还是比我们都乐观积极一点。”

常玮平的这些经历陈紫娟大多不清楚。她是青年科学家,醉心科研,最近在攻克某种肿瘤研究。常玮平支持女性追求事业。夫妻各自忙碌,尊重也享受独立的空间。

两人是青梅竹马。高一,常玮平就开始追求陈紫娟。但陈紫娟志不在此,只想着学业。常玮平不一样,他是大家眼中的“天才型同学”,是那种上课看金庸小说,下课就坐到喜欢的女生桌上聊天;上学打篮球,放学跟着“小混混”厮混,一考试却总能轻松进入班里前一前二的人。

常玮平一个月给她写一封信,信纸都是精心选的文艺范,从高一到高三,写了近百封。陈紫娟回忆,每封信都是洋洋洒洒好几页。高考填报志愿时,常玮平围在陈紫娟一家人身边出谋献策,说重庆西南大学怎么怎么好——原来他报了重庆大学。那时陈紫娟的父亲就说,“这小子有耐心,也有居心。”

后来陈紫娟报考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开学前,常玮平提前去了重庆,刚把行李放到重庆大学,就先把西南师范大学逛了个透。等陈紫娟来报到,他成了向导。常玮平每周都去看陈紫娟,她周六有课,他就一早去到课室等。4年的坚持把她打动了,两人成了一对。陈紫娟笑:常玮平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喜欢的人和事情都能坚持不懈。

大学生活里,常玮平参加了校报的编辑工作。他爱看《南方周末》和《经济观察报》,也自己写文章,学摄影和编辑。见到陈紫娟,除了谈情说爱就是讲时事政治,那是青春飞扬的日子。

他还有一副左翼革命青年目空一切的模样,有老师上课姗姗来迟,他就质问了半小时。陈紫娟说,这样的常玮平会做律师,对社会公平正义有追求太正常不过。

但你若认识读大学时,或者当律师之前的他,会大吃一惊,他是那么积极向上,走路都哼着歌,带着风。陈紫娟说,常玮平常在耳朵上挂着大耳塞,要么在听英文新闻,要么在听周杰伦,还时常旁若无人地哼出来,他的快乐是肉眼可见的。

好友冷林形容2012年刚进入律师行的常玮平是从没被生活碾压过的模样,才气横溢,意气风发,带着年轻人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他有改良主义思想,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本该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期待和未来。”

大学毕业后陈紫娟北上读研,常玮平南下海南做工程师。工作两年后也辞职北上发展。那是2009年的北京,奥运会带来了短暂的开放、包容气息,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学术界百花齐放。用常玮平的话来说,“自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开始追着各种名家转。

经济学家马光远开讲座,他去抢位;企业家任志强发表演讲,他去买票;法学家高铭暄开课,他去旁听;作家李承鹏发布新书,他去凑热闹;“公知”罗永浩开英语培训班,他报名学习;艺术家艾未未众筹罚款,他捐上几百,还拿到谢酬两颗雕刻的葵花籽和一张借款条;作家兼赛车手韩寒比赛,他跑去现场和韩寒拍照。一切那么热闹有趣,世界在常玮平面前打开另一扇门。

他白天做证券经理工作,晚上去清华、北大旁听法律课或者自习,雷打不动。陈紫娟说,“他这样一边上班,一边追“星”,一边自学法律。没想到,真的考过了司法考试。”

陈紫娟至今记得常玮平拿到司法考试成绩的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去北师大旁边的小饭馆庆祝,常玮平告诉陈紫娟,他要做律师了。

做律师是常玮平人生的分水岭。陈紫娟说,做律师之前的常玮平十分舒展,走路带着风,脸上总是挂着几分狡黠的笑,“做律师后,他明显地忧愁了很多,歌也不听了,周杰伦的演唱会也不追了。”

起初,常玮平也和她诉说见到的不公,陈紫娟看着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苍老着,偶尔也劝他悠着点。如今想来,常玮平有很强的同理心,“看的苦难多了,他也跟着苦难起来。”

常玮平和她说过,没有司法独立,没有监督机制,侵害人权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随着政权越发大胆介入司法,操纵法律,打击律师,他越来越少在家讨论案子,709大追捕之后,律师家属也备受波及,他刻意不再与妻子探讨任何案子。

出于对家人的保护,他有意无意对家人表现一种疏离。他曾经在网上写博客,抒发对孩子的热爱,知道国保会收集一切私人资料对付律师后,不再在任何平台谈论家人。作为丈夫,他不爱做家务。作为父亲,他长期出差,较少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然而,孩子却越发喜欢他,得知爸爸再次被抓,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意思,但7岁的孩子写了一张“shi放常玮平”的大字报。释字还不会写,就写成拼音shi。

陈紫娟感到懊恼的是,在常玮平第二次被抓前几天,她还和他怄气,一气之下把他给拉黑了。当时她气常玮平人在凤翔老家,却很少给她发微信或打电话。后来为常玮平声援,微信和手机都被监控,她才懂得生活在监控之下容易导致人失去说话的欲望。

况且,经过牢狱之灾又处于软禁状态的常玮平,内心还有一些未曾厘清和面对的创伤。常玮平和同样遭遇国家暴力的朋友说,自己也有政治性抑郁和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有时会丧失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

2020年,从被监视居住回来后,常玮平开始恐惧父母房间里的两口棺材,爷爷奶奶在60岁时给自己准备了棺材,两老离世后父母也跟着效仿,常玮平看着棺材长大,原本无畏无惧。如今,他无法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久呆,两、三个小时就是极限。即便是大白天,进进出出,他也总也要把院子、客厅、卧室的门都关上。好些深夜,他开着车去县城溜圈,即便路上也无行人,但看看城里橘黄色的灯火,他都能生起一丝温暖,感觉不那么寂寞。

家人也随着成了惊弓之鸟。只要两通电话没接到,就心惊胆战的,四处打电话寻找他的下落。两个姐姐更是心疼他的暴瘦和憔悴,比赛着给他做饭,送面条和花卷。父亲从深圳回到凤翔老家时,晚上10点一到,就要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常玮平苦笑,“父亲回来了,就像国安法被强行通过,以后我和香港都没好日子过了。”

他偶尔也发泄愤怒。2020年5月中旬的一天,风雨欲来,狂风大作。在闪电雷鸣的时候,常玮平跑出家门,感受大自然的神力,对着风滚云涌的天空喊,“我想要战天斗地”。

牢狱之灾也让他对日常的生活多了一份珍惜。每一次朋友的邀约,聊天、爬山、看电影、喝酒、打球,他都积极地一一应约,总觉得“见一次少一次,吃一餐少一餐,打一场少一场。”说着说着,他语音哽咽,眼里含泪,却唱起了歌,“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

他努力链接身边的人。36岁生日,他和篮球场上认识的两个小女孩一起吃蛋糕,女孩们又邀请了自己的小男朋友,篮球场上一片欢乐。他和迎面而来的乡亲们问好,偶尔也一起参与农活。要知道,他从小讨厌农活,还曾对着自己的父亲大喊“我生下来不是为了干农活的”。与人建立起真实可触摸的关系,常玮平珍惜这种平常。

为了调节性情,打发无聊,他还开始摆弄花草。院子里种起竹子,修剪蔷薇,给葡萄树搭架子,给橘子树剪枝丫,给绣球花驱虫,抢救小多肉,兴致盎然。

同学周少波医生是他在凤翔苦闷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视频里,每次放声大笑的瞬间,都有周医生在旁。每次休假,周医生都找他,太频繁了,常玮平笑着给周太太保证,“我不是周医生的小三。”

两个好基友还一起拍电影,注册了宝鸡咪咪毛影业有限公司,申报备案,拿到了开发许可证。他们公开招聘女主角,也开了电影说明会,还开始拉广告和赞助商。

“一个前律师,一个医生,三十多岁进入演艺界。但我们不自卑,我们带着深深的感情去拍,你们会看到我们的诚意。”新晋导演和编剧常玮平在电影说明会上侃侃而谈。合作人周医生再次在常玮平身上看到了活力和阳光。

周少波还记得,2020年1月23日,常玮平取保候审,他陪同常玮平父亲去接人。一见面常玮平就立刻给他们来了个拥抱,笑容满面,然后转身和送出门口的警察一一握手告别,“那精神状态好像比进洞房还要好,我就说,这家伙真行。”

常玮平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他看美国的律政剧《Boston Legal》,相比大多人喜欢的主角Alan Shore,他更喜欢Danny Crane 这个古怪、幽默又有趣的传奇人物。他用Danny Crane的名字在YouTube上发表的“趣宝日记”,其实指的是“取保日记。”

刚做律师时,作为家人和村子的骄傲,父亲常栓明曾想把常玮平和他姐姐一起写进村史,他当时劝父亲,“现在写得多好,以后可能肠子就悔得多青。”取保候审回到家,他对父亲说,“看,我当时多有先见之明。”

只有偶尔的几次,他对着朋友,问得悲哀:做律师,打几个案子,开个会,聚个餐,吃个饭,吹几句牛逼,怎么就颠覆国家政权了呢?

持续不断的骚扰、恐吓和问话,是常玮平取保候审的生活主题。他幽默地称定期来访的国保们为“客服”。

取保候审本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强制措施,只是限制而不是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然而,常玮平取保候审期间,每天早上要报备行程,三头两天被约谈,甚至连到市区看牙医,也必须由两个国保陪同。他不能离开凤翔老家,即便自己的妻子、孩子、父母都在深圳生活。

他不是没想过拿起最熟悉的法律手段来维权,但直至今日,他第一次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以及取保候审都没有任何法律文件,也就是说,即便他想起诉,也没有任何文书证据来证明自己曾被消失、酷刑的10天以及当下的非法软禁。

再次被抓捕前,常玮平和记者聊过那10天的监视居住。当时关他的理由是,他参加了2019年12月初在厦门的聚会。那次聚会有许志永、丁家喜等数十名律师和公民参加。讨论的话题是时事政治、中国未来、律师的执业困境以及公民社会的出路。12月26日,与会的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等十多人纷纷被捕。随后,逃亡的常玮平、许志永以及许志永从未参会的女朋友李翘楚也被抓捕,这被称为“12.26公民案”。

没有人想过,后来被取保候审的常玮平和李翘楚又都再次被抓捕。至今,12.26案里,许志永、丁家喜、常玮平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李翘楚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他人皆已释放。

监视居住的10天里,常玮平做了16次笔录。该说的话,该表达的思想,该理论的,都说了个遍。他甚至反思,站在当权者维稳的角度上看,2013年后以人权律师为首,以弱势群体、宗教人士、网络大V和异议人士构成这样一个维权网络,确实是对党国统治产生威胁。

但妥协没换来自由,他仍然被软禁在老家。他和朋友调侃,自己在宝鸡市是个“大咖”,做什么事都必须跟国保报备,“他们只需要你活着,呼吸着,其他都不能做。”他说自己都“低调到泥土里了”,不再争辩,面对打压“就地卧倒”,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国保要他每周写思想汇报。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无毒,他写中国抗疫可歌可泣,又称赞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还表扬国保深入基层慰问。他把这一切都如实记录在视频里,笑自己,“绝对是个好演员的料。”

国保们说需要他有“重大改变”,要他“有所作为”。常玮平打趣道,“我也想大有作为,也想弃暗投明,可就是没有料啊。”

常玮平也不是没有挑战过。2020年6月的一天,他把手机关机,扔在一旁,和朋友开车到了与凤翔相邻的千阳县郊区。后来国保来电询问他去向,他也回答得理直气壮,“在郊区,没信号。”

朋友们觉得,荒诞又苦闷的生活,在常玮平的讲述下,总是多了一丝嬉笑讽刺,总能让人苦中作乐,笑中带泪。

对更大的不公不义,他还是无法无视。视频里,他谈自己对香港沦落的悲哀,为维权律师王全璋出狱后仍被软禁感到无奈,担心独立记者江雪因为发表疫情纪念文章被约谈,害怕记录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被重判。每件不公之事都会影响他的心情,让他处于一种“不知道谁明天进去”的状态。

离开中国吧。不止一个朋友规劝他。妻子陈紫娟也提议过,作为青年科学家,她有不少出国深造和工作的机会。常玮平也不止一次地回答,出去多没意思啊。留在这里,说不准还能运用法律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呢,虽然不知道能做多少。说完又如平常一样自嘲,“也许底层老百姓不觉得自己苦呢!”

他很清楚,受制于自己的理念和性格,他无法放下脚下这片土地,他也笑自己真的哪天领悟的话,“可能已经too late”。

太迟了,陈紫娟很清楚。她担心的是,再次被捕,常玮平会不会又被酷刑,被喂药,万一被虐待到精神失常,或者落下残疾,该怎么办。眼泪总是抢在话语前流出来。

她不再只醉心科研工作,丈夫的再次被捕让她正视这个新标签——为丈夫喊冤维权的女人。

她一边工作,学习考证,一边照顾小孩,一边去各部门控告。这样的日子让她想起2010年左右的常玮平,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法律,一边追各种名家大流,完成公民思想的启蒙。

她感觉自己也逐渐被启蒙了,帮常玮平上诉,写文章声援,要求信息公开,虽然处处受挫,但似乎也越战越勇,“都没时间来伤心绝望,有太多司法机关要去告。”

陈紫娟听过709妻子的故事,知道她们曾被逼迁、被跟踪、被软禁,甚至被打被抓,但她无法放下,“作为人,我无法忍受自己的亲人被如此不公对待,被如此折磨。”

还没开始声援常玮平的时候,陕西省和宝鸡市公安局的人就9次到深圳她的家中和工作单位约谈她,先是安抚让她“相信国家”,后是威胁“将失去工作”。陈紫娟一开始也惊慌失措,听着国保的规劝,却发现,他们的逻辑和作为无法说服她。她开始了“反骚扰”。

宝鸡市高新分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向贤宏主办常玮平的案子,表示会依法办事,给过陈紫娟他的手机号码和办公室电话,希望建立良好沟通关系。陈紫娟一有空就给他发信息:常玮平的身体和精神怎么样?贵局对常玮平实施酷刑的办案人员查不查?他做的案子怎么危害国家了?为什么把常玮平爸爸和二姐夫都监视居住了?为什么不回应?

问题太多太频繁,向贤宏要么以“开会”为由躲避,要么不回答,还一度把陈紫娟拉入黑名单。陈紫娟电话打到公安局投诉:你们之前说要建立良好顺畅的沟通关系,但是你们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怎么建立关系?向贤宏只好继续听她持续不断的质问。

“他们哄不了我,也吓不了我,如果我真的被失业了,那就专职给常玮平维权呗。”陈紫娟说,破罐破摔或许还可以摔出些声响。

她时常做梦,梦里的常玮平偶尔笑嘻嘻告诉她“回来了”,更多的时候是在那坐着,不说话,也不看她。等她走近,才发现他坐在老虎凳上,旁边站着几个警察。

陈紫娟开始一个个地看常玮平的视频日记,缓解思念之情外,她有更重要的目标,要找到参与酷刑的警察的名字,一一去起诉。

2021年3月底去陕西维权时,她特意到常玮平被酷刑的宝钛宾馆住了一晚,近距离感受恐惧。住进宾馆的时候,陈紫娟满眼泪水,“谁能想到,朗朗乾坤,人流不息的市区里,他就被关在这不见窗户、四周都是软包的地下室房间十天?”

恐惧的情绪让人崩溃,她当晚不敢关灯,整夜半睡半醒,她不知道丈夫当时是如何熬过这不见天日、分分秒秒都存在的恐惧?也不知道他第二次被抓捕又可能承受怎样的酷刑。

但她越发相信丈夫常玮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良知、热爱和自己的专业,连这样的人都不见容于这个国家,那肯定是国家错了。

责任编辑 知秋 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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