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流亡荷兰的民主党创党成员姚小舟

我的名字叫姚小舟,出生于1976年1月28日,今年44岁,1983年就读长沙市仰天湖小学,1990年进入长沙市第十五中学读初中,1994年在长沙市财经职业中传学校读高中,97年毕业后进入韶山路工商银行韶山路支行工作,职务是储蓄员,半年后离职。
     1998年我认识了以谭力,张凡,周敏,谢长发等为首的一批湖南民运人士,从此开始接受民主思想,追求民主理念并积极参加湖南民主运动组织的各项活动,就此成为一名中国的异议人士。
    由于我父母和我的哥哥非常支持湖南的民运活动,所以我的家庭曾经被民主运动的朋友称赞为民主之家,也使得我更加积极的投身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大潮之中而没有顾虑,这也是我的家后来被作为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委会所在地址的主要原因。
    1998年7月湖南怀化的张善光组织成立下岗工人权益会而被中共当局抓捕,我也积极参与了湖南民主运动的朋友组织的救援活动,并由我承担了为张善光聘请辩护律师的费用,之后又参与了抗议当局抓捕异议人士的各项活动。同年10月30日我又参与了由谢长发为首组织成立的公民权益保障会,并与谢长发,周大觉一起将筹备申请书递交给湖南省民政局。在这之后我就参与到了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备委员会的组党大潮之中,并于11月19日参与了中国民主运动湖南省代表临时会议,并在会议中和柏小毛一起当选为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委会的成员,佟适冬任该委员会主席,柏小毛任秘书长,我任发言人并监任联络人。12月12日杭州当局审判浙江民主党负责人王有才,湖南民主党派遣我和柏小毛等四人前往杭州参加声援活动,也成为了外地去杭州参加声援的主要力量,并同浙江民主党成员一道参与公园演讲宣传民主党理念以及参与杭州市法院门外的抗议当局审判王有才的活动。
     在这之后湖南省筹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被设在我的家里,我也积极的参与了组织会议召开,并亲自收发民主党内部文件,和接待外省党员,联络海内外党部及省内各地方党部等等重要活动。也正是由于我在冲击中共党禁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而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从1998年开始,当局经常对我传讯问话,并派长沙市雨花区国保凌泽民等人上门作我及我父母和哥哥(姚飞函)的思想工作,由于我的家庭对当局的反感,使得当局对我及我的家庭进行了打击迫害,他们逼我哥哥不得对我进行经济支持,否则会开除工作,由于我哥哥不配合国保,被国保多次走访我哥哥的工作单位(长沙市工商银行东塘支行)并向单位领导施压,并直接导至我哥下岗,最后失业。我的父亲(姚敬文)也因此经常被单位领导批评教育,身心疲备,我自己直接或间接受到的迫害就更多了,比如在1999年6月4号前后当局抓捕了我和谭力,周敏等人,由于我在派出所不承认错误,被当局关押两天,并被警察殴打搜身,1999年11月我又因为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并担任民主党湖南筹委会的发言人而遭到当局追捕,被当局从云南边境抓捕后投入云南猛腊看守所,后又转入景洪看守所,之后长沙国保方面派了支队长王德华,李平把我双手戴上 手铐,押回长沙刑事拘留,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并投入到长沙最黑暗的看守所,即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第一天进去就被王德华等人打了招呼,至使我刚进去就被脱光衣服冲凉水(当时正是冬季,地面结冰),其间被十几个人殴打,拳打脚踢达二十来分钟,我被打倒在地几乎失去意识,这之后又因为劳动不积极被殴打了几次,其间多次提审,此事谭力可以证明,因为他在我出来后不久也进了我同一间监室,他自己也被打了,并听同监的犯人罗霖,王培等人讲过。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后我被所谓的取保侯审,没收我个人财产一万八千元,然后监视居住一年,并要求我在这一年当中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市局报到,可能是怕我又跑了。在2006年我去有关部门办理护照,结果被长沙市公安局的人员告知我不能办理护照,我被属于边控人员,不允许出国,一直到2014年才在我极力要求下才办到了护照。
     在这之后我又经常参与抗议当局抓捕迫害中国民主党人的活动,至使当局对我恨之入骨,采取的迫害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在2008春季我与湖南民主党人谢长发联络很频繁,当时谢长发正在与朋友们商量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在这期间被一浏阳人借口我抢生意并殴打我,至使我左肩脱臼,骨折,当时东塘派出所出的警,并抓了那个浏阳人,我也被赶来的民运朋友谭力,周敏,李枧等人送去了医院,后来得知打我的浏阳人当天就被放走了,然后我去派出所理论,派出所骗我说已经立案了,要我等着,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了,我又去过派出所问情况,他们告诉我已经把打人者联网追捕了,结果又是骗局,因为几个月后我在东塘偶然碰到了打我的人,于是我和几个朋友抓住他送到了东塘派出所,结果当天又被派出所的放走了,就连派出所的其它民警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办案,我这时才感觉到这是政治迫害,于是在长沙市公安局的王德华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就对王说了此事,王德华告诉我,只要我在网上写个声明,声明永远退出中国民主党,这个事就包在他身上,保证能给我个公道。我当场就拒绝了王德华的要求,并表示了坚决反对政治迫害,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时间到了2011年我的妻子何利明也遭受江西萍乡当局的迫害,我与我的妻子何利明是2006年结婚并领证的,我妻子是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小塘组的村民,她与我结婚前一直都有属于她自己的田地,2011年他们村里调整田地(五年调整一次)就再也没有分田给她了,就这样一直剥夺了她拥有农村人最基本的生存资格,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剥夺农民田地是非法的,所以我和妻子从2011年开始就一直为此事上访,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合理的解释,2014年我和妻子并带着我们两岁的女儿姚传诗一同去往中国的首都北京上访,并向国家信访局递交了相关材料依然是没有得到解决,于是我把此事向长沙市的当局反映,并告诉他们我将再次上访,后来长沙市国保大队的饶清风找我谈话,并要求我公开声明退出中国民主党,退出后他们自然会帮助解决。我听到他们这样的回答当时也是无言以对,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进行政治迫害吗?
     经历这种种政治迫害,使我更加对民主向往和对专治的厌恶,于是我在工作之余经常抽空参与长沙本地的公民运动,比如参与2014年在长沙岳麓山的声援香港真普选的举牌行动,并遭到当局传迅和严重警告,并非法派协警强行闯入我的家里搜查我的台试电脑。 时间来到2017年9月,我因为一次交通意外事故被对方请黑社会流氓强行限制自由,并把我控制在长沙市湘雅二医院一个星期之久,其中我的朋友梁太平,尹周全,朱第兄等人几次报警,雨花区南大路派出所的出了一次警试图解救,后来发现我是政治反对派成员之后,就果断放弃了解救,其中有警察还故意把我妈妈的家庭住址透露给流氓,让他们去我妈妈家骚扰,把我妈妈家门都打破了,对我妈妈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警察走后,我被流氓团伙群殴,打成了严重的内伤,能保住性命已经是幸运了,中共当局的这种行为完全是一种政治歧视,是对我的又一次严重迫害。在这之后一有公民活动我就积极参与,并主动帮助在狱中的良心犯筹款和送饭,并于2018年组织自己的微信群《使命在召唤》的群友发动了几次为狱中良心犯送饭的募捐活动,除此之外我还大力宣传民主党的组党理念,并秘密召收党员发展组织,2018年下半年我还带领妻子和女儿大胆上街义务宣传三免(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免费养老)和发放三免围裙的活动,特别是在我2019年1月10组织为中国民主党主席秦永敏送饭的活动后,当局连续找我谈话,长沙市国保支队的饶清风和小谭威胁我,要求我如果我还继续担任微信群主组织反对政府的活动就要把我抓起来,并说以后对我的小孩也将带来不利影响,必竞还要在当地读书之类的话。后来他们发现我在继续参与组织民主党的活动后又找我去严重警告我,并宣称只要找到我又带头组织民主党的活动就要把我投进监狱,说是新帐,老帐一起算。后来武汉的人权活动人士徐秦女士和秦永敏妻子赵素利女士告诉我当局正在找她们调查我的情况,我得知后,内心很恐惧,并害怕当局的继续迫害,所以在2019年11月29日逃往荷兰寻求政治庇护。
目前我在荷兰当地也积极参与了中国民主党在荷兰分部的各项活动,继续为了中国的民主运动贡献力量。
要强调的是中国民主党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大的反对党,也是遭受中共当局打击迫害最严重的政治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组党史》一书展现了中国民主党人的风采,他说:“他们在组党过程中,有300多人坐牢,刑期加起来1000年,实际上把后来坐牢拘留的算起来,可能2000年都有了。中国民主党人的刑期已经跟中华民族可以记载的成文史时间差不多长,这个奠定了中国民主党在中国政治史上的位置。”
目前我在荷兰Harderwijk的难民营呆了四个多月了,荷兰方面为我指定了一个律师,但因为她妻子有感染病毒的症状,他也没有参加听证会,也没有与我见过一次面,前两天收到他的信,才知道荷兰当局决定不受理我的庇佑申请,原因是我有意大利的旅游签证,应该由意大利来审核我的庇护申请,他们丝毫没有考虑到像泰国和意大利等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对中国受难民运人士的漠视和带来的不公正对待,在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都认为参与了一带一路的泰国和意大利都不可能保障中国反对派人士的人权,事实也是如此,有不少遭受中共迫害的反对派人士出逃到泰国以后,都遭遇到了非人道的待遇,泰国当局积极配合中共当局把中国的反对派人士遣返回中国而再次入狱,遭受到更深重的迫害,没有送回去的,也有不少在拿到了联合国难民身份后还被泰国当局关进条件恶劣的移民监狱,一关就是7,8年,甚至沒有期限,有的在被关移民监后7,8年后即使后来被美国政府营救到美国,也在来到美国半年后死亡,这样的悲剧不是个案,就在今年二月份,有个叫刑鉴的中国反对派人士就被泰国警方和中国警察联合抓捕,然后投到泰国的移民监狱,不是美国的既时营救,估计也会被迫害致死。像泰国与中共合作遣返过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毫无信义可言。面对不公我必须上诉,但必须在七天内。我的律师在信中告诉我他不上诉了,如果要上诉就自己再另外请律师,为这事我找了COA,他们告诉我现在已经因为肺炎病毒的原因停止了所有工作,就连律师也不上班。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如果都放假了,那为什么IND沒有放假,而且还莫名其妙的完成了一个我和律师都沒有参与的听证会这公平吗,不给我有任何的申辩机会就很快作出了对我不利的决定,我坚决反对。作为一个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中国民主党创党党员,曾今的湖南民主党筹委会成员,湖南党部发言人和联络人的我只能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让大家都了解,由于我长期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精神疲惫,身体脆弱,已经经受不住与中共是老朋友的意大利的难民生活,和即将到来的不公待遇,并希望受到朋友们的持续关注,阻止荷兰当局遣返我去与人权恶棍为伍的意大利。

姚小舟
2020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 马永涛

作者: 佐拉

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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