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反腐之风,施惠民之策 ——一千七百位中国公民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人权法治、平等对话、拯救中国]
《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系列之十

乘反腐之风,施惠民之策

——1700位中国公民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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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层加大了反腐力度,包括前一届军委实际负责人徐才厚和前全国政法总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都已经锒铛入狱,从趋势看,反腐还有向更上层蔓延的可能,对此,无论社会上下国内国外都是好评如潮,我们也高度赞赏这一造成了各种可能性的重大步骤。

但是,反腐败问题上,有三个层次。

难道江泽民、胡锦涛不反腐吗?有点记性的人对江泽民严惩陈希同、胡锦涛严惩陈良宇都记忆犹新,然而,他们的做法对扭转中国官场的贪腐局面究竟何益之有?今天大家都清楚,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的腐败不仅没有受到任何遏制,而且以全方位的态势毫无遗漏的在官场、商场甚至学界蔓延,整个中国已经是覆巢无完卵——江胡的反腐,主要目的不过是打击对手、装点门面。

当然,仅从目前情况看,习近平的反腐力度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江胡时代,真正是在瞄准巨贪猛烈开火,这是值得肯定的。目前的反腐,能够对周永康、徐才厚这样曾经长期掌控中国两大强力部门政法和军队因而称霸中国食人无算的老虎不留情面,并且大有继续向上蔓延的趋势,全国人民当然乐观其成。但是,这些做法的目的,按红二代的说法,只是为了稳定红色政权而不能不“壮士断臂”,也就仅仅是到了第二个层次——和帝制时代为了“江山社稷”不能不抑制权贵横行官僚贪腐毫无二致。

今日中国的腐败之源究竟何在?明眼人无不清楚,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是腐败的温床。因此,不变革制度,不铲除温床,无论抓多少贪官,无论抓多大的贪官,这种反腐之于江胡反腐也还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反腐的第三个层次,必须是铲除导致腐败的制度温床。

当然,王岐山说得好,标本兼治,先治标赢得时间再治本。如果这确实代表习近平的本意,如果习近平的本意确实是要最终铲除产生腐败的制度温床,相信举国上下都会额手称庆。不过,过去几十年的险恶现实,很难使人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公民力量不崛起,指望统治者施以德治仁政改变公器私用现状,无疑纯属天方夜谭。但与此同时,我们本着“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的先贤教诲,倒也真心期望习近平当局能够从治标开始,切切实实的一步步走向治本。为此,我们特提出如下箴言:

1、 反腐对民众的好处在哪里?

如前所述,江胡反腐动作不小,结果却是腐败治国,使中国成了腐败之国。其中最搞笑的是,反腐往往不是清官反腐败,而是贪官反贪官,甚至大贪反小贪,例如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当年不是以反贪的名义把一些对他贪污有微词的中层官员抓捕判刑了吗?更典型的是,负责惩办王宝森、陈希同等通天大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罗辑本人,也企图把罚没款项据为己有!

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罗辑一伙滥用罚没权力,将巨额罚没款项擅自用于谋取私利,甚至难逃侵吞之嫌,自古以来,执法犯法罪加一等,可是,罗辑又得到了什么处分呢?

“据1999年1月30日 10:41 华声报北京二十九日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今天在向最高立法机关汇报教育整顿工作情况时,披露了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原正、副局长罗辑和黄立志的违法违纪案情。 韩杼滨说,高检院严肃处理了发生在高检院机关的几起严重违法违纪案件。中国检察出版社原社长罗辑,在任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期间,擅自同意将办案中依法追缴的赃款、暂扣款存入公司帐户或以反贪总局办公室名义存入银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罗已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出版社社长职务的处分。”

中国最高反贪部门如此严重的问题被揭出后,居然仅仅是留党察看的“家法”处分,显然只是因为罗辑是江泽民对付北京帮的工具,所以对他手下留情,除非他是陈希同反对江泽民的同伙,才必然受到刑罚处罚。事实证明,江泽民的反腐只是推动腐败治国的烟幕弹,正是由那开始,整个中国进入了全面腐败的时代。因此,无怪乎广大民众已经对今日中国的腐败完全绝望,“腐败:承受力无限,没有人指望,只看谁倒霉,打的是对立面,动机目标值得怀疑,反腐成权斗而已!”

最后人们不能不问:“这是反腐还是重新分赃?”“反腐对民众的好处在哪里?”

2、 把追缴的赃款直接用于救济贫民和全民发红包

世界各国在经济起飞时,都依照罗尔斯正义论的两条基本准则行事:1所有人应该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2社会财富增长必须最大限度的符合底层民众的利益。但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却建立在极其不平等的基础上,也只符合统治利益,尚且对底层民众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和伤害。今日中国无人不知,中国贪官那么富,就是因为中国底层民众这么穷!说白了,正是今日中国“财货上流”的官制,造就了今日中国以“官越大钱越多”的极其不平等的分配。

各种资料表明,这些年来,中国的财富增加了几千倍,中国底层民众的收入仅仅增长了几十倍。而且,目前这种任由官员主宰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是以牺牲民众生命(如黑煤窑曾每年致死矿工几十万,污染造成每年大量青少年罹患癌症)、抢劫民众财产(如大量抢占农田、全国性强拆民房)、耗尽不可再生资源、严重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因此,不管中小官员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还是刘志军、徐才厚、周永康之流动辄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财富是受贿、是巧取豪夺国有财产还是怎么得来的,毫无疑问都是民脂民膏。

与此同时,撇开罗辑之流直接强占甚至私分不论,当局多年来反贪的最好结果,就是把没收的钱财直接“上交国库”。然而,国库又是由谁掌管?不客气地说,绝大部分国库银子还是被用于可以大量贪污的各种低效项目,甚至直接进了贪官污吏的钱包。因此,一向以来,反贪没收的钱财与民众利益并无关系,很难不进入一个新的贪腐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习近平当局如果真有标本兼治、以反贪惠泽贫民的仁政之愿,就绝不能再走江泽民、胡锦涛以大贪反小贪,以制度性贪腐反个别人贪腐的邪路。何况当前的反腐已经严重触犯大量官僚的利益,从而使习近平自身的权力基础极其薄弱,这样,除非把当前的反腐和全民利益直接联系起来,除非把整个反腐和还政于民联系起来,否则,什么出乎意料的倒退都可能发生。若非还政于民,最好的情况下,反腐也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正因此,我们提出如下一些简单有效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要求当局直接把反贪和反贪人员的利益联系起来,更直接把反贪和底层贫民的利益以及全民的利益联系起来。

反贪人员虽然以反贪为职业,在今日却有巨大的个人风险,此外,也是为了高薪养廉,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应该直接拿出罚没资金的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的奖金,从而以份内利益化解他们的非分之想。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对反贪人员贪腐的打击力度,如前所述,按照自古以来的做法就是“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也就是说,像最高检察院第一任反贪局长罗辑那样的贪官,一定要比一般的贪官判刑更重!

更重要的是,反贪必须全民动员,运用一切可能的民众监督方式来发现贪腐的蛛丝马迹。因此,只要是愿意“诬告反坐”,有确凿证据的实名举报,一定要追查到底。一旦查明举报确凿,也要拿出十分之一的罚没资金作为他们的奖金,使反贪对于举报者来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唯此,才能使全民反腐蔚然成风,极大的弘扬社会正气,使贪腐真正成过街老鼠。

最重要的是,剩下的80%的罚没资金,必须直接施惠于民,不允许“上交国库”,不允许任意截留。因为当今中国底层贫民为生活所迫而走投无路的太多太多,需要帮助的金额太大太大。这样,正好从帮助最急需的项目着手,以解决民众的燃眉之急。

当然,以上献策应该只是新型反腐政策的启动器,并不需要固定下去,可以在保障人权、厉行法治、分权制衡的制度性反腐机制形成之后结束。

我们认为,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反腐惠民之策,要由社会学家来研究方案,以统筹解决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只要能用于平等的增加对城乡赤贫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用于对赤贫家庭的年节补贴,用于对赤贫家庭的大病医疗帮扶,以及像港澳台那样年节时期直接给全民发反贪红包,那么,广大民众的反腐积极性就一定能充分调动起来。

总之,设计科学合理的反腐惠民之策,必须以反贪罚没资金直接用于最贫困的人口以及让全民利益均沾为原则,反腐才有无穷的动力,不会半途而废。

3、保障人权、厉行法治是最好的施惠于民

迄今为止,习近平反腐打的最大的老虎是前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能贪腐上千亿元人民币绝非偶然,虽然此前掌管石油部门为他的大肆贪腐奠定了基础,但他能为所欲为则在于他作为政法委书记掌控了中国的司法部、国安部、公安部、检察院、法院,所以能把整个中国的国家机器作为他私人的暴力工具加以使用,从而制造了包括杀死他本人前妻在内的无数罪案来为他的贪腐开路。正因此,整个政法系统内,像李东生、吴永文一类已经被抓捕的周永康打手据说已经数以百计,被调查者更数以千计。

这种情况说明,几千万访民所揭露的中国社会暗无天日的严重问题,正在于整个中国的政法系统已经完全站在了正义的对立面,使中国的司法不仅不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了黑恶之源。之所以如此,则恰恰在于周永康之流作为罪犯已经使中国成为了罪犯控制的国家。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真正要反腐,就不能不彻底改变政法系统被罪犯控制的现状,就不能不彻底改变政法系统成为腐败工具的现像,也唯此才可能消除比腐败更加令人痛恨的政法系统黑恶化问题。

习近平上台后曾经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应该说,这对体制内外全体良知尚存的中国人来说不啻是天国福音。周永康、徐才厚能够大肆贪腐,说到底还是因为今日中国的权力高居于法律至上,因而他们才能为所欲为。现在习近平大力反腐,又让我们看到了顺势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一线希望。因为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可能根治腐败,消除政法系统黑恶化现象。所以,我们对此深表赞赏并大力进言。

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

从世界历史行程来看,无非是这么几种形式,其一是英国的渐进式,英国的渐进式作为原发商业文明国家的首创花了七百多年时间,这对今日中国绝无现实性可言。其二是美法的革命式,美法的革命式不被当局逼迫到那种地步就不会发生,到了那种地步谁也无法阻止。其三是德日开创的开明专制式,德日的开明专制,使它们成为世界上法治最严明从而也最有效率的国家,但是,它们迈出走向民主的步伐,却还是在作为战败国的条件下进行的。其四是台湾创立的“国退民进”式,台湾国民党退让、民进党进步,直到双方成为公平竞争的友党,从而共创和平转型伟业之先例,对大陆无疑最有启迪意义。

中国终归要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进程。至于以什么方式,用多长时间,则要全体中国人来回答,当然,从今天说,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习近平。我们要指出,法律至上就是规则至上,而规则本身能够至上,又只能以它服从人权至上为前提,二者之和,就是正义的规则至上。正义的规则至上就是法治,只有这种法治,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因此,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强烈呼吁习近平先生,从你开始,从现在开始,立即采取使中国成为法律至上的现代化国家的有效措施!

为了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从而彻底根除今日中国的贪腐的制度温床,使今后掌控中国军队的徐才厚、掌控中国政法的周永康无法贪腐,并且使正义的法律成为全民福祉的保护神,我们提出如下几项简单而根本的要求;

第一, 有政法委就没有法治,有法治就没有政法委,因此,必须尽快恢复司法的独立地位,同时以适当步骤逐步撤销政法委。
第二, 军队不能国家化,就不可能真正受法律制约,因此,必须明确使军队受法律制约、服务全民福祉的方法和路径以及相应的行动能力。
第三,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必须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和自由的公民共同体来作为动力,因此,必须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立中国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第四, 商业文明时代的基本准则是“公平交易,意思自治”,今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源于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今日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平等对话,因此,必须尽快恢复中共十三大时代赵紫阳倡导的对话精神,以合理的方式在一切社会事务和一切社会层级上开展对话。

总之,习近平要想真正反腐,要想把权力关进笼子,就必须厉行法治,保障人权,开展对话,平等协商,为政治现代化改革铺平道路。这也正是最大的施惠于民。唯有如此,习近平在开罪官僚体系后才能获得更加强大的社会基础,才能彻底铲除贪腐的制度温床,并且使中国社会避免大动乱、大流血、大清算。

所以,作为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我们再次郑重的向习近平进言:既然你已经用高端的反腐开启了各种可能性共存的历史演进通道,那么,为了避免成为孤家寡人后的最坏情况发生——重蹈中共内部一直在发生的反淘汰覆辙,你不能不尽力争取全民的大力支持,并且做出顺应世界潮流的选择。若此,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们的提议对于造福中国未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你给我一个对话的平台,我给你一个历史的台阶,使中国由此全面走向成熟的商业文明时代,这才是足以泽惠万代的伟业!
201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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